如果说人的美满爱情是讲究缘分的，那我的爱情缘分竟然来自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迷恋过的、我的初二女班主任张竹雅所穿的一双当时最时髦的四眼系带女式布鞋。说出我和张竹雅之间的爱情故事，人们也许难以置信一个患有“恋鞋”情结的学生怎么可能会博得比自己还小一岁的女班主任的欢心和爱情？！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尽管日后我和张竹雅的爱情结合归于两人在经历了*时代的磨难、磨砺而理想、信仰走向一致，但我仍从内心感觉是我曾患有的“恋物癖”情结给我带来的爱情缘分，甚至执着地认为如果我不是当初痴迷女鞋，是不可能引起张竹雅的关注以及好奇心，进而不可能在她的教育培养下浪子回头并将她最终揽入怀中。
是的，我的爱情的确和女鞋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我当初喜欢女鞋是有历史原因的。孩提时代，我母亲许是勤俭持家的缘故，让我穿姐姐们的旧鞋上学和玩耍，心理上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真正让我喜欢上女鞋的原因是我生理上青春期的躁动——1970年，我十六岁读初二的那年夏天下田插秧时，无意间踩到邻家小女孩放在田埂上的白色塑料凉鞋，不由自主*了，那快感叫我终身难忘。从此，我就迷恋上女鞋，而且不论是春夏秋冬，总是喜欢穿姐姐们的一带布鞋；对于市面上流行的新款式、新品种女鞋，心理上具有强烈的zhan有欲，一旦有机缘接触到，那就是爱不释手了。那时，因家境贫寒，我不可能有零花钱购买酷喜的女鞋，但心理上总是不满足一年四季只有穿姐姐们的一带布鞋上学，所以时常偷窃学校女老师和女生的鞋，以满足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
记得初中毕业前夕，在学校桑树林里，我用刚偷到手的寄宿女生的一双绿色塑料凉鞋和我的下身zuo爱时，被一男同学看见后向老师告了密。我的“恋物癖”及偷窃行为终被学校发现后而引起轩然大波。班主任谢雪霏老师为此专门召开了全班批斗会，动员同学们声讨我的流氓和偷窃行为；随即学校给了我一个留校察看的纪律处分，并取消了我当年初中毕业的资格，从初二降到初一（注：*期间没有初三）。实际上，我被连降了两级，因我就读的中学当时*中复课的中学生人数较少，初二年级只有一个为66、67、68届三届小学毕业生合并的复式教学的初二班，其中66、67届为夏季毕业，68届为冬季毕业，而我是67届的，所以降级后只能读初一，也就是说被连降了两级；当时我受不了这种耻辱，本想退学，但在父母的亲情压力下，只好与69届的小学毕业生同上初一。重读初一时，由于学制改革，当年秋季停止招生，小学五、六年级合并，中小学各年级顺延了一学期。在这期间，我终因抵挡不住女鞋魅力的诱惑，死不改悔，又两次偷窃了学校寄宿女生的鞋，结果在1971年春季开学招生时，在班主任王秀娟老师的强烈要求下，又被学校留了一级，第三次上初一，而时任班主任偏偏是曾让我降级的谢雪霏老师，和我真是冤家重又聚头……
当时，我就读的是一所较为偏僻的农村中学，校名叫板桥中学。学校虽小，那时仅有初中部两个年级、四个班，但历史悠久，据说清代大画家郑板桥落难时曾在此办过私塾，家乡和母校因此而得名，故方圆百十里无人不知板桥公社，无人不晓板桥中学，倒也因乡风淳朴、校风严谨而闻名。可也正因为如此，我这个具有“恋物癖”情结并曾两次因偷窃女鞋被学校纪律处分而降留级的学生，在谢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是个异类，没有人愿意和我亲近不说，还经常遭到谢老师和同学们的奚落、嘲笑、挖苦，甚至由于谢老师栽赃陷害我又犯了偷窃女鞋的老毛病而差点被学校开除。因此，尽管我第三次读初一时，已经痛下决心克服了偷窃女鞋的怪僻，并也曾萌发了好好读书、重新做人的念头；然而由于谢老师的固执和偏见，我在班上被空前的孤立，同学们要么不理睬我，要么嘲笑我是“老留级生”，或者用王秀娟老师断言我的结论骂我“永远是一个社会的渣滓”，因而心情一直受到压抑，曾经在谢老师栽赃陷害我时萌发过自杀的念头。可以说，那时我最痛苦的事，并非吃不饱肚子，而是谢老师动不动就对我无端的训斥、同学们时常骂我是小流氓、班长陈丽因她的三个姐姐都曾是我的同班同学而经常讥讽我是老留级生；每每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痛苦万分、欲哭无泪，只是由于我为了实现父母的心愿：让家族出一个初中毕业生，才不得已含泪忍辱读书……
但不管怎么说，学生时代总是美好的、值得铭怀的。虽然，我作为一个“坏孩子”，得不到老师们的垂青、同学们的友谊，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就在我第二次从初一升到初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理解我、关心我、疼爱我、培养我的班主任张竹雅老师。说来人们真的是难以置信，张竹雅老师竟是一个比我还小一岁的归国华侨。她在国外印尼生活期间，5岁上学，在小学、中学、大学阶段曾跳过四次级；1971年，她16周岁大学毕业，本可继续深造，但在印尼的排华政策干扰下，无奈在当地做了一位中学华语老师；1972年初，由于印尼**浪潮高涨，时龄17岁的她不得已才随同父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碰巧在冥冥之中就成了我的初二班主任以及我的初二、高一、高二的英语老师。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痛苦和幸福往往会不期而遇，甚至相互取代。
我认识张竹雅是在1972年2月21日，正月初七，那是我第二次读初二的新学年第一学期开学的日子（注：1971年改为春季招生）。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日子——因为那一天，学校破天荒地增设了高中部，招收的新高一班的学生是从以往两年三届初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优秀学生（注：其中，除1971年冬季有一届初中毕业生外；1970年有两届初中毕业生，其间相隔半年毕业，毕业时间分别为当年的夏季和冬季），全是我过去的老同学，而我已经十八岁了，还在上初中，所以感到无地自容。但是，可以说那一天的确是我人生发生转折的日子，因为我的全新人生和在那一天认识张竹雅是分不开的。
是的，许是苍天对我的爱怜，就在那一天我自认为是人生最失意、最孤独、最落魄、最无奈的时候，张竹雅走进了我的视野、走进了我的生活。从此，在她的教育培养下，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一个人人讨厌的“坏孩子”转变成全校的学习典型。今天，当我事业有成时，我的确发自内心对她感谢。是的，是她对我的理解和宽容，使我感觉到生活不再是苦涩和郁闷；是她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让我迷途知返、奋起直追；也是她为我抹去了遮挡眼睛的灰尘，让我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光明前景；还是她发现了我潜在的学习天赋，为我创造了展示才华和腾飞的平台；更是她的美丽和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最终促使我彻底告别了“恋物癖”并将她永远地揽入怀中……
我和张竹雅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相识的，那个年代的社会充满了愚昧、狂热和斗争，而我却在她的身上看到了人性中最美丽的东西——那就是爱心。可以说，是张竹雅的那颗爱心，让我从愚昧中走了出来，而且走出了一条洒满鲜花和阳光的宽广人生之路。毋庸置疑，是她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羞愧、什么叫耻辱、什么叫自豪、什么叫光荣、什么叫善良、什么叫真诚的含义；也是她让我明白了爱的内涵、爱的外延、爱的境界、爱的方向、爱的真谛、爱的本质的定义；还是她让我清楚了“知耻而后勇”的哲理；更是她让我懂得了“做人就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的道理。
我和张竹雅是师生，后来也是同事，共同的理想、抱负和追求使我俩最终成了心心相印的夫妻。在我和她以及同校师生一起共同走过的那个愚昧的岁月里，经历了阳光风雨，有欢乐，也有痛苦；有鲜花，也有荆棘；有激情，也有悲哀；有理解，也有误会；有……
是的，我无法忘记*留在我身上的印记；我无法忘却中学时代的学生生活；我也无法忘掉谢冰晶、陈虹、陈丽、薛晓红、杨光、侯泽昆、王兵、姜剑、谢雪霏、王秀娟、蔡淑芬、杨文等同学和老师、校长的音容笑貌；我更无法忘怀我和张竹雅在那个年代共同走过的人生之路……因为那段风雨历程，让我留下了太多难忘的、值得铭怀的、用爱心铸就的故事。
今天，我早已告别了“恋物癖”，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再像过去那样留有畸形的足印；但我为了记住我和张竹雅之间那刻骨铭心的爱情，仍珍藏着她当初送给我的那双四眼系带女布鞋；并且每当到了我和她的结婚纪念日，我总要当着她的面在家里穿上一穿。尽管那双鞋已经陈旧不堪、已经不再诱惑和主宰我的灵魂，可我穿上它总觉得心里和脚下踏实了许多……
今天，张竹雅亦已苍老了许多，岁月的流逝使她不再拥有花容月貌；但她仍精神抖擞地奋战在教育战线上，教育和挽救了许多和我当初一样陷入迷途的青少年；并且每当一个经她教育挽救的青少年考取大学时，她总爱让我像当初那样叫她一声“老师”。尽管“老师”的称谓不算是职称、更不算是职务，可她听我叫了之后总是兴奋得给我一个长时间的热吻……
今天，板桥中学早已不再破旧不堪、蜷缩在乡间一隅——那宏伟的教学主楼拔地而起，宽敞明亮的课堂教室、整齐划一的学生公寓、造型别致的图书馆、多功能使用的训练馆、可供近千人同时就餐的食堂、可承担全市（县级市）中学生运动会的上万平方米的绿茵操场和一流的现代电化教学设施以及物化实验室，还有每年百分之九十以上高考录取率，都在证明。
今天，社会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的文明进步不可同日而语，“恋物癖”早已不是精神病的代名词，人们已不再对“恋物癖”者嗤之以鼻。然而，男女毕竟有别，“恋物癖”心理和行为毕竟不是社会主流所提倡的，也不是社会所有的人能够容忍和接受的。正因为此，我要以我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变化来呼唤当今社会对具有“恋物癖”情结的这一特殊群体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同时也感召那些“恋物癖”者树立信心、挑战并战胜自我，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宗旨，同时也为了我和张竹雅之间的爱的永恒，我要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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