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明节那天，我又忙了起来，接送了孙洪更俩口、曹瑞钟俩口、梁益俩口，他们六人是一起从上海过完年返回我们县，这个年他们过得是够长的。其中梁益是我在明德村时候的小学校友，她大我两岁，她父亲是那时我们县养路段的一把手，她高高的个子，皮肤很白。为什么他们六口人走到一起呢，因为梁益的爱人是上海知识青年，和孙洪更、曹瑞钟是好朋友，所以一起探家回来，这可能是我在哈尔滨接送朋友的最后一次了，在一起又回忆起以前的往事，梁益也算是上海人了，这样六人都是上海人。
这里我要说说上海知识青年对我们县的贡献了。
一说到上海知识青年下乡，那时还没有成批返城，自从六九年来到我们县后，在后来边疆干了十几年，仅我们县一个小县城就有几千人。返城时可把我们县的姑娘带回上海的有不少，我所认识的就有十几人，和我差不多大的，还有好多同学现在可真是上海的老太太了，这些从来未见过世面的姑娘，后来跟随他们的上海丈夫返回了上海，去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难离故土。
我的同学赵雅芳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她曾是是我们县的常委，做了多年的公务员，是我们的女同学中最出类拔萃的，丈夫是上海知识青年，他非要回去，她也是没办法，哭哭啼啼地跟了回去。后来在上海的一个街道工作，可惜年龄大了些，要不她真是一个人才，能说会道，敢说敢讲，遇事能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她干了几年也就退休了。她们回去这可真是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了，现在她们这些人一说话也有的带有浓重的上海味儿，动辄阿拉长伊拉短的，要不就是“侬港都”（你傻瓜的意思）的。有的浓妆重抹，回我们县看来有些妖里妖气，的确，上海知识青年给我们县这个边陲小城带来很多中国大城市的气息，以前我们县的穿着打扮就有些上海化，时髦得很，这在黑龙江省的各县是不多见的。
七十年代末，我们县就有个俗话，叫：“大大的上海市，小小的我们县”，意思是说我们县的穿着就是小上海了。当时在黑龙江的上海知识青年就成千上万，每到过年过节，哈尔滨到上海的五十六——五十七次特别快车，人挤的水泄不通，人满为患，车票更是一票难求，每年仅是我爸爸单位回上海的人，就有一百多人。需要什么上海的物品，就托他们捎带，家里用的自行车、手表、名牌香烟、上海糖果、衣物包括被面都是上海货。就是他们，把一个边疆县，一下子在穿戴上、在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上带进了比较时髦的行列，大大地改变了这个小县城。
记得孙洪更给我带过一盒上海“大白兔”奶糖，铁盒至今还保留着，那时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质量特别好，说是两颗糖可以冲一杯奶茶喝，在物质贫乏的那个年代，这就是不错的奢侈了。每年他们回来，都大包小包的给我们县的朋友们带了不少上海货，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还把李冬梅喊去陪同，也让他见识了我的一些朋友。
我根据老师的安排，在班级里召集大家学习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吉林日报》发表的题为“女大学生嫁给了农民”，另一篇是《黑龙江日报》的一篇报道“他骗走了我的爱情”。前一篇的内容是：一个年龄偏大的回乡女大学生，嫁给了一个在家乡当农民的小伙子，报纸上还配有照片，那个回乡的女大学生，笑的阳光灿烂，看来两人相当幸福。后一篇是：大学毕业后的小伙子，借助自己的高学历身份，如何欺骗了一个清纯姑娘，后来又把她抛弃了事，在现在是司空见惯。之所以学习，关键在于这两篇文章的主人翁是“东北林大”毕业的，之后大家议论纷纷，都说这故事编的太没水平了，那时的大学生顶多是“工农兵学员”，还回乡当农民，你看她长的那个样，能找个这样的小伙子就不错了，还登出来丢人现眼的。
有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学员”吧，这是一个历史造成的怪胎，纯粹是文革的遗留问题。“文革”的后期，一九七三年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多年全国大学未招生，党中央一看也不好，中国的下一代这不是要青黄不接了，科研部门没有新人，各重要部门招不到有文化的人，国家这样下去如何行？于是让大学开始招生。开始招生时感到用老办法是不行，要改革一下，过去招生不都是应届毕业的吗？那不行，要求锻炼过几年后的，再上大学去学习，这不是“由实践上升到理论，再由理论联系实践”吗，这个意图是对的，方向是好的。因此在一九七三年时党中央下令开始有条件的各大学招生，新学员必须是要“当过兵的，务过工的，做过农的”，所以称为这种学员是“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要想进入大学，开始的两年还需要经过考试入学，但后来又经历了个全国闻名的“张铁生”事件。是这样的，张铁生是个下乡青年，在生产队表现非常好，当了生产队的队长。七三年又开始大学招生后，他也报名参加考试，但终日带领生产队的农民劳动的确也没时间学习，在考试时他一窍不通，啥啥不会，一看反正也考不上，索性就在试卷的背面给看试卷的老师写了一封信，上面写到：“我是一个知识青年，下乡后一直劳动，在学校时也是一个好学生，但现在是生产队长，天天带领大家在基层抓革命，促生产，拼命干活，也没时间学习，不像有些人不劳动，不参加生产，天天在家学习功课，当然考试的时候他们能过关”。这不是和**的意愿相反吗，在生产实践中表现的好，上不了大学，而那些上班不正经工作的，天天旷工请假在家里复习功课的，倒轻而易举的上了大学，这样的考试制度，不是违反**的教导吗。就是这样一封“试卷”，有关老师看后，他们也不敢压下，转给了**中央高层。高层领导看后，感到很有新意，立即给了激进极左的领导人看，他们认为仅恢复招生还不行，还要取消考试，只有把那些真正的响应**号召，在“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上勤奋工作的青年人招上来才符合**的真正想法。于是乎，他们大笔一挥，就取消了考试，而且在这之前，还组织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考试，以此来验证他们这种决定的正确性，他们把大学的一些教数学的讲师、教授组织起来，不给他们复习时间，给他们出了些小学生都会做的数学考试题，我估计就像那种“脑筋急转弯”的试题，你想，这些人连准备的空儿都没有，结果是一头雾水，答及格的人都很少。于是这个“大学教授考小学生的试题”一事迅速传开了，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设立考试制度的来难住用**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青年又一铁证，这是不让他们堂堂正正迈入大学殿堂的借口。从此，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大学又取消了考试，那么怎样才能让优秀的革命青年入学呢，那就让层层推荐，这批推荐的学生被统称为“工农兵”学员，由生产队推荐到公社，工厂里由车间推荐，解放军由连队推荐，具体表现开介绍信由各单位说明，一开始这种方式尚可，也能选择出好青年，但过了一年就不行了，到了七五和七六年就不像话了。很多青年依靠各种裙带关系，各种人事关系被推荐上大学，“拉关系，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在这种恶劣风气影响下，使进入大学的比考试入学的明显不公平，可以这么说，凡是公社工厂领导的子女，都能依靠关系入学，七六年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年，**去世前曾接到过有人的举报信，说是“工农兵”学员绝大部分是靠不正当关系去大学的，主要是“走后门”去的，**就给回了封信，中央看这种“走后门”的现象的确不像话，但也是制止不了，就把**的回信公开了。**在回信中说：“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走后门’是不好，但是，走后门的不一定全是坏的，走前门的不一定全是好的”。到了后期，社会上对：“工农兵”大学生的态度鄙视到了极点。
但一九八一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却都是这些“工农兵”大学生，现在也要注意点，对七三年——八一年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千万不要说他们是工农兵大学生，这个称呼不好听，也是对人的一种侮辱，后来我们这些经过正规高考的大学毕业生逐渐顶替了他们，国家开始只承认他们是大专文凭，因为只上了三年学，八几年为了安抚他们，又让这些人回读了一年，经过回读完的，才承认本科学历，这个方式又称为“回炉”。说到这里，也为那些人抱不平，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勤劳能干的有为青年啊。
话说同学们对这两篇文章议论纷纷，说，那个女的年龄大、长的那么丑，是“工农兵”学员，还能找个那么英俊的小伙子，值得表扬吗？说那个女青年开始心甘情愿和男大学生谈恋爱（当时的大学生就像现在的“富二代”“潜力股”一样），配不上人家不说，还自称受骗，也是活该。唯一值得提的是他俩是我校毕业生，大家都猜测是七六届的还是七七届的，反正和我们没啥关系，这两人是“工农兵”学员嘛，一场无果的议论就此结束，这是校方本想借此提醒大家要引以为戒，不要犯这种错误的本意。但从而以失败告终。
一些天没有什么事，只是准备实习，我和周文、王娟去了我们的指导老师郑焕能老师家中拜访。他的家是一个二室一厅的布局，郑老师家很简朴，他大概是青光眼之类的，双目失明，但外表上却看不出什么来，但对我们学生很客气，说国家对森林防火的研究才开始，非常欢迎我们的参与，并给我们三人定下来三个题目，看来是有准备的，是“火烧迹地的调查”、“火烧法预防落叶松的叶枯病”和“可燃物的燃烧性分析”。我则是要了最后的“可燃物的燃烧性分析”。之后，郑老师给我们讲了讲各个研究专题的实习方法及要点，完了之后。他说，这次到下面实习，有三位老师领着你们去，即“防火教研室”柴老师等人，他是是七六届的我不大熟悉，比我大两三岁，在回来的校园环校路上，我们边走边议论郑老师家里的简朴，（郑老师是文革后最早的副教授，家那时就住在主楼北侧约两公里的围墙内）路上（就是我们每年环校跑的路），和各自论文的难度，一致认为，当属我的题目最难了。
毕业实习的前夕，我看了电影“牧马人”。朱时茂在剧里扮演主角，主人公的悲惨境遇，戏剧化的转折，女主人公的清纯形象，深切的爱着她的爱人男主人公的情感，他们现实、真情、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情操，都深深的打动了我。男主人公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了这个亲爱的、疼爱他的、丑陋的母亲，而抛弃了他那亿万家产的父亲，毅然留在他那深爱的母亲祖国大地上，同时也感到这个片子过分的宣扬爱国，有点儿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国际主义的感觉，我认为，世界总有一天会实现大同，会消灭国家，人应该热爱全人类，而不是仅仅自己的家乡。
趁着要毕业实习了，总结了一下自己的读古诗的种类，大约近百首诗吧，都是些“唐诗宋词”之类的，那些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古诗词，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李白的“将进酒”，“长干行”、“月下独酌”、白居易的“琵琶行”、崔颢的“黄鹤楼”等等，感到背诵古诗不仅增加文学知识，还能陶冶自己的情操，又能积极的消磨时间，可谓是一举多得，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我经常手拿“唐诗三百首”那本书，目不斜视，口中念念有词，同学们知道我这是背诗呢，大学中是有些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可比在单位时间充沛多了。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对自己益处最大的一是学到了专业知识，二是在图书馆、阅览室学到了自己想学的东西，大量的小说和一些文学刊物填充了如饥似渴的头脑，充实了本来非常匮乏的知识，我虽然生不逢时，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长在一个颠沛流离的家庭、在一个从小缺少知识教育，缺少文学教养的学校毕业，但能有幸上了大学，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生活中极度痛苦悲伤的时候，在工作中遇到过几乎绝望的时刻，想起了周围的人，想起了小时的玩伴儿，想起了小学、中学的同学和在工厂的同志，应该比他们是幸运的，一比人就可知足，和自己的过去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