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寒假了，这是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回家途中是在稻田村直接下的车，立夏他们学校放假比我们早几天，出门在路上还接的我，犹如一个重要的贵宾，郝淑珍家里安排了丰盛的宴席。郝大爷热好了酒在等着我。记得上学期回来时，专门在哈尔滨市为老爷子买了一个酒具，是一套瓷质的、能烫酒的小酒壶，造型比较别致，大壶灌上热水，小壶可以装二两酒放到里面，上边还有盖儿，咋一看像套茶具似的。郝大爷那时一次也就能喝一两多酒，这套热酒的酒具，他大概用了有十几年之多！郝大爷家对客人的招待总是那么热情、诚恳、周到，多少年来，每次去他家，总是有点儿宾至如归的感觉，这种待人的方式，是我永远学不完的。
小宋还是和他的女朋友还是交往着，看来是想和她结婚了。他与我商量是不是和他一起结婚，一起办结婚仪式。我想了一下，他结婚的婚期是在今年夏秋，我也打算在毕业之后，时间倒是可以，但我结婚还有个小小的“惊人”计划，当时结婚的时髦方式是旅行结婚。
我也要旅行结婚，但还要别出心裁，一般人不就是坐坐火车吗，我就不，要来个特别的，什么呢，我要和淑珍要来个海、陆、空结婚旅行，用三种交通工具，路线已经计划好了，要走遍中国的主要大城市，计划从哈尔滨市坐飞机到北京，由北京坐火车到上海，再由上海经由海上到大连再返回来。吓！多么伟大的旅行结婚计划！至于结婚仪式，有没有都可以，这个计划告诉了家人，爸妈也都同意，反正他们也乐得省事省心，也不用他们操办，简简单单、不办酒席，不讲排场。按理说我是老黄家的长子，而且在谱系中我爸虽是老四，我在下一代中虽是老三，但我家结婚时应该是老大，应该办一办。可他们倒也不关心这个，随意的很，不愿意操办就不要这个形式了，他们不讲这个我也就罢了，这样也给淑珍说了，她也同意，结婚的具体时间也就定了，要在我毕业后。所以既然无仪式就和小宋难以同时间结婚，他的这种想法也说明了我俩的关系是多么的好，竟然我们俩对儿一起结婚！给他说明了这个意思后他也无法，只好由我了。
最后一个假期还要和原单位有些联系，给粉厂出板报，刻钢板。大家可能未听说过什么是刻钢板，这种技艺而是过去受技术、设备、资金等多方因素的制约不得而为的落后的印刷术中的一个关键操作环节。实际上是刻蜡纸，要用特制的铁笔刻，要会写仿宋体。我会写楷书、仿宋体和隶书，蜡纸下边要垫着密刻有横、竖、斜纹的钢板，一笔一划、既要细心、又要专业耐心地刻字，用刻好的蜡纸再用油墨印刷，这一套活儿要懂文化有特长的人。我过去在上大学前就没少在我们县粮食系统做了这事儿，这在九零年以前每个大单位都要有这种人才。后来在春节期间也帮助粉厂搞搞游艺活动，以这种办法又领到了六十元的年终奖，虽然是老初当领导，就是那个初文贵，这也是不容易的，我不在那里上班，不为人家做贡献，还领着钱，也不好吧。在家里又炒了些咸菜，这次加的全是豆油，冬天也不易凝固，放了一些肥肉，比以前的好吃多了，又在稻田呆了几天，回哈尔滨上最后一个学期的学。
回到学校，三月十六日，刚过完了二十六岁的生日。班长刘庆红找我谈话，说你的家庭问题院里已经审查过了，关于加入党组织的事有望，其实在学校期间对能解决加入组织的问题自己不抱希望。前几天回我们县时，粮食系统一个老熟人女同事是粮食系统的团总支书记，她对我说，入党真难，她是和我同一批的入党积极分子，也经过考察有六七年了，说考察了这许多年，之前她还是粮库的团支书，大的粮食系统这些年连一个入党的也没有，为了入党这事是伤心透了。当时我们一起的还有六七人，也包括汪小波等，杨吉杰是最后入党的人。一晃儿六七年粮食系统并没有发展党员，想一想，在粮食系统这许多年，工作做了这么多，一生最好的时光都贡献出去了，还得不到认可，真可怜。
我在时也不是这样吗，也做了几年的团支书，领着大家天天白天晚间的学习，什么政治理论辅导，辅导谁啊，连自己也搞不大明白，只是没黑没白领着大伙瞎折腾，要是还在粮食系统，还不是白白浪费了青春时光，听她说了这些，自己也只能陪她遗憾的份儿，当时入党在有些地方是非常难，尤其在大学里，自己根本在大学中入党不抱有什么希望，只想在大学平平安安，学点儿东西，正常毕业就行，所以几年来并不积极主动，也可能是以前档案记载好的缘故，因为已经是入党积极分子，是考察对象，也可能在大学中当时学校可能有责任发展大学生党员，而我这个人的人缘也不错，与世无争，不大妨碍他人，也可能我的好朋友好同学刘庆红积极地推荐。
过了些天，当时我们的辅导员吴老师又找了我谈话，也快毕业了，这个辅导员有责任了解一下学生们的想法，想大家都是这样吧，问想去哪里，家里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需要学校给予解决等等。然后直截了当的给我说，你能入党，不出意外的话毕业以前能解决的。
这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天大的好消息，还有什么比在大学中能够入党再好呢，尤其像我这样饱经入党辛苦、而且家庭成分不够好的人，在那时，就是在各种坏分子刚摘帽的时候，能加入党组织也是不可想象的，也可能大家互相排挤、尔虞我诈、争风吃醋而自己在圈儿外的结果，有的班级就是这样，为了在大学能够入党，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明争暗斗，甚至打架的事儿也出现。听说过二班就是这样，总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竟然这么简单容易，我也是太走运了吧，是啊，人的一生是这样，有时根本不想的事情，到时候就会天上掉馅饼儿，虽然概率极低就被砸中了，有时你努力争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拼命找机会，挖门子，找窗户，也难得到的，但也坐等天成，机会找上你了，竟然能入上党了，这真是喜从天降！后来吴老师还说，毕业分配你可以选择一下，可以在北京的中央直属部门，如中国科学院、中国林科院现在都要人，也可以留学校，实质上言外之意是你的条件这么好，毕业后的部门可以挑选。然而，他可不知自己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敢告诉他，自己已经是名义上结过婚的人了，只是没有办喜事而已，此事就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像班级的同学们更是一无所知，我的保密工作也不错，此时对吴老师讲了自己的想法，只要求回我们市，回林区第一线，那我们市可是最艰苦的地方，学校的学生没有想去那里的，上届毕业的人仅有一人去了那里，而且是国家的重点林区，国家也要千方百计的动员大学生毕业去那里，而吴老师有些很吃惊，感到不可思议，只是口头上对自己这种不怕死的精神表示赞许，而且毕业的时间还早呢，此话先说到这儿，暂且不提。
丁老师也和我们一样大，他倒很随和，好交朋友。在给我们学生聊天时就说，你们快要毕业了，还不赶快找老师谈话，你不找他还让他找你呀？那我们这批是文革后十年来前几批的大学生。现在一听大学生就头疼，毕业不好找工作，而那时可是不一样，各种单位、各种部门都缺人，记的前几次的毕业生，各单位的领导去大学都去要人，甚至抢人。
比如我后来所在的市林校的书记，他的学校缺少大学生做教员，常去市政aa府人事局去要，人事局长后来不胜其烦给他一句话，你要是从东北林学院能要来几个毕业生就给你！这个书记倒不信邪，竟跑到东林的管学生分配的部门，赖着不走，不给人就不离开，学校也无奈，硬是直接要了几个毕业生名额来，这后来就有我一个。
学生分配辅导员就可以说了算，倒不是他的权大，因为他们了解学生，因为每个专业就这些人，用人的单位向学校要人时要说学某某专业的需多少人，这辅导员就把他心中的好学生报上去，自然是他想报谁就是谁。以后可能慢慢就感到这个权力就大了，油水也多了，也就上边的领导说的算了。再说当时的大学生年龄大的都已有了爱人，或者是暗地已有了爱人，你想想，有到已婚年龄的人，要是个大学生找对象是太容易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哪一个不是秀才、状元。现在一般人连进工厂做工人都难得很，况且这些人都是当时国家要重用的干部人员呢。如果是小伙子一般身高在一米八以上最好，如果不足一米八的话，对于北京的姑娘眼眶高，会被戏称为是“二等残废”了，当然这不是针对大学生的，而是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大龄的青年一到放假期间到家里给你说媒的人是络绎不绝，这种情况来讲毕业就要结婚的。
那几年社会上有一种舆论很厉害，有种现象也普遍，就是像当年当了官的土包子解放军进城市一样，纷纷与当年的糟糠之妻离婚，再找个城市姑娘，大学生的这种情况屡屡出现，报纸上和一些媒体就把这种情况比喻为“陈世美抛弃陈香莲”一样，全国人民都给于各种各样的谴责，批评当代的“陈世美”，把这类人搞的臭不可闻，当时工作也难调，县城工作的想调往北京是太难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当吴老师暗示我可以有条件去北京时，一想到和郝淑珍很快就结婚，我就连考虑也没考虑就否定了。
一次哈尔滨市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会，是法国在这个城市组织举办的，叫“性的发展史”，题目很新颖而且也吸引人，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有青春活力的年轻人，于是我们联系了几个人就去了。博物馆在的原址，是满洲国时代日本人的哈尔滨铁路局，在南岗秋林商店的南侧，有刘庆红、我、李冬梅、刘小四、高喜荣等人，展出的票价每人仅一毛钱，展览的内容有很多真正的人体标本，实际上这些和性没有什么关系，人体的各部分给分割开来，在一个个直径约二三十厘米的玻璃缸子里，好像用福尔马林之类的溶液浸泡着，有头颅、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但标本已陈旧，而且破烂不堪，这是我们首次看到这种展出，还有人体的照片，还有些兴交的照片，但关键部位都被纸张遮住了，这倒是比较遗憾的，但那是八二年，相信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我们这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不管男女，看得一个个面红耳赤，还是外国人进步啊，大家大有收获而归。
每年一度的全英羽毛球比赛要开始了，从多年前我就关注这项赛事，中国人在世界上能争霸的体育项目太少，另外我也愿意打羽毛球，约从七八年前就爱好了这一体育运动，而且还关注它的新闻，那时是新中国的羽毛球运动刚开始，但不久就称霸世界了。中国队羽毛球教练是王文教，男队最著名运动员是候加昌、汤仙虎。女队员是陈玉娘等，在六七十年代，他们是打败天下无敌手，与乒乓球一样称霸世界，是中国唯一的两项在世界上领先的体育项目。这也要从源头说起，羽毛球是从印度尼西亚带来的，印尼华侨爱好羽毛球，早期包括王文教来到中国，后续候加昌、汤仙虎、陈玉娘又陆续到来，他们是满怀对新中国的向往和热爱才来的，六十年代末显露出才华，七十年代是打败了整个欧洲，比较好的有英国、丹麦，实际上世界最强的选手在亚洲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也是华侨，那时的最高赛事是全英羽毛球赛。每年的三月末开始，恰好“五一”节后结束，所以每年的“五一劳动节”举行这个比赛时，这个新闻也是我主要关注的内容之一。说是候加昌的球技，好到什么程度呢？在训练时他发球，羽毛球发球一般好的运动员要往对方后场发，这样对方不易接，而且他要调你的前球时你可跑的快，候加昌在训练时向后场发球，羽毛球可在后场的边线内侧排列一排，恰好不违例。你看技术水平多么好，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对手是印尼的林水镜、还有一个冒出来的印度的普拉卡什，印度不算是羽毛球强国，但他隔几年就能冒出来一个。八零年，中国非常厉害，中国不服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约束，中国成了一个称为《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的组织与全英羽毛球对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你强大了后你就说了算，有这个实力，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就凭着他资格老，会员多，想保留台湾的资格，再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中国能同意吗，索性就再成立一个组织，就和你对着干，于是八零年在第三国新加坡和国际羽联举办，来了个叫“谁是当今羽坛霸主”羽毛球赛，被舆论界称为是“当今世界上水平最高的比赛”，反正媒体不怕不热闹。结果也打的很激烈，当时是中国最鼎盛的时期，终于男队以五比三赢了，中国长出了一口恶气，从此，世界羽毛球界对中国是怕了七分，两大组织互相见了对方就躲，见面就吵架。最后有好事者提议，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搞好体育嘛，还是讲和吧。于是吵吵嚷嚷的两家又讲和了，共同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羽毛球组织，叫《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排除了台湾的这个代表中国的资格，这下总可以了。由中国的香港大富翁霍英东担任主席，这一世界羽坛的争斗才告结束。这个事情也说明了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就是国家强大，才有发言权，别人才尊敬你，说话才有分量，从这以后中国羽毛球常胜不衰，又出来好多的好手，如韩建、叶钊颖、李永波、龚智超、张宁、林丹等等还有很多，如同中国乒乓球队一样，就此称霸世界至今。当时羽毛球比赛中，我国的球员在世界男子前八名中占据了五名，女子前八名中占据了七名，的确不简单。
同时我关注的还有至今仍然不行的冰球队，那时可比现在强多了，冰球世界决赛按水平分为ab两组，我国进了决赛但在b组，这个队基本上是由哈尔滨市的队员组成，所以是黑龙江人都关心，黑龙江省人也怪，那时中国的体育并不发达。但是哈尔滨的大老爷们一谈起冰球来竟然如数家珍，头头是道，会说谁谁多么厉害，某某突破能力强，某某防守能力强，好像中国队就他们冰球队似的。当然这和欧洲一些渊源关系，早期黑龙江省就受苏联的影响，并且人身高马大，冲撞能力强，作风彪悍，倒也比较适合打冰球。六七十年代苏联和美国不仅争霸世界，而且在体坛上也是互不相让，尤其在西方还非常重视这项运动。苏联和美国，他们的小老弟捷克和加拿大，是世界的前四名，这俩对儿冤家比赛一遇上就拼命，那时美国和苏联的一次决赛上，两队都打红了眼，肢体发了冲撞，竟然打的不可开交，血肉横飞！中国的国内有几只冰球队，也就是哈尔滨市、齐齐哈尔、佳木斯市的队，连小小的我们市市也能出个队，可在全国还排了上名次。那么黑龙江省为什么这样重视这些项目呢，也是因为名誉上的事情，建国以来，直到九十年代，国家排名，全运会的金牌黑龙江省总是第二名以上，为什么，这是由于金牌是夏季和冬季的合算在一起的，黑龙江省的滑冰、滑雪等冰雪项目大大的具有优势，所以长期占据着国家的体育前列位置，后来可能是南方各省觉得这样的排名不合理，因为南方季节不行本来就开展不了这些体育运动，现在就成了目前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