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二月二日放假了，寒假在我们县过的，我姥爷也在我们县住，和弟弟妹妹一起，热热闹闹。我请来的同学们，有小宋、姚巍、杨荣福、杨吉杰、姜行周、董桦等人。姜行周在武装部里工作，天天还携带着手枪。为了让弟弟高兴，我非得让姜行周把枪拿出来，而有关部门是明文规定人员是坚决不准喝酒带枪支或在酒后放枪的，为了让弟弟听听，我就让他对着菜窖放了几枪过过枪瘾，弟弟当时双手捂着耳朵，战战兢兢的望着菜窖。姜行周潇洒的拔出枪，瞄准了一棵大白菜，“当当”打了几枪后才罢休，枪声震耳欲聋，弟弟大过其瘾。
我后来又在稻田养路段的郝大爷家住了几天，关于我内弟（他的小名叫立夏，就是他的生日，小时我常常叫他小名）以后的事情，我感到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是他姐夫嘛，陆基林邮来的复习资料他也收到了，正好用得上。立夏又转到我们县里上学了，在农场中学他的学习好这是公认的，不知到了县里怎么样，我在日记中写道大概十有**能考上。不知怎的，他的事情好像与我有很大的关系。要考上啊，我默默的想。小宋还没有落实好工作，转业后他竟然没有了单位，可能他是在挑选，但总的来是无着落。郝淑珍对我很好，这是我历来最满意的一次假期，在这之前她竟给了我五十元钱，这可是从来未有过的。
三月一日又开学了，这回国家在中国首次开卖盒式录音机，是进口的国外的，全是日本“松下”牌的，这种录音机中国是第一次出现，每台一百二十元，真是新奇的很，那么小个盒子，竟然能录放声音，还有歌曲，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开卖。我暗想，要是有了它，起码学外语是方便多了，说是只要有了它，英语学起来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可以听听自己的发音标准不，可以反复听它的讲话，反复地练习，等于请了一位老师，这该多好啊！于是决定要买了它，因为我们班级就只有我一人要买，说要发号，就领了一张号，过了几天在哈师大买了一台。后来刘庆红也买了一台，我原以为这下子可学会英语了，就算请了位老师，但是听了几遍，是有点儿进步，但也费事，渐渐就不用它了，也只是偶尔显摆显摆一下而已。
这一年，中日建交之后，两国关系渐渐步入了正轨，这从开始大量进口盒式录音机的事就可以看出。华国锋第一次以中国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而日本从去年首次向中国签订了大批无息贷款。在日本从近代以来就存在着是对中国遏制还是友好支援的争议，七十年以来，老一辈的日本政界人物认为，古代中国是日本人的老师，日本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是一体，又是这么大的近邻，与中国友好是日本的国策，特别是二战后，日本对中国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而中国人民又这么宽宏大量，竟然免除了一切赔偿的要求，这使许多的日本人感恩戴德。尤其是老一辈的日本人，战争时期，他们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驱使下，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很难想到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竟如此友好。虽然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结果。所以日本人大多数支持对中国人民的援助，他们可能在想发达起来的日本要对中国有报答。而日本的右翼分子也是有市场的，他们不支持这么做，这是美国的麦克阿瑟允许天皇继续保持下去的后果！
天皇的存在说明了日本二战时的最高决策人物将继续掌管日本政权，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在二战时的决定不能全盘否定，很多的日本人就梦想恢复二战时在亚洲的绝对统治地位，这首先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比如他们对靖国神社的保留，对战犯的膜拜，这些作为也经常在刺痛中国人的心，但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友好的政治人物还是占了上风，此时期是中日关系的蜜月开始期，而中国的一号人物的八零年的第二次访日，则更把中日关系推向了逐渐向前发展的一个小*。在中国内部还发生了赵某人成为负责经济工作的负责人，而胡耀邦则成为了负责中国人事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大刀阔斧的对中国的改革，对文革中受迫害的人们的平反，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在向着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方向上来。
春天到了，林学院周围的植物们苏醒了，在林学院往西的范围，有林业医院、林学院的林场、动物园、马家沟河，紧挨着是哈师大。这些地方，都是各种的树木、植物，春天一到，植物们郁郁葱葱，生机一片，尤其是在林学院院里到处都有的丁香花树，丁香花一开，到处香气逼人，有紫丁香和白丁香树两种。丁香花是我们院里的校花，我和老特俩没事就经常去这些地方散步、散心加游玩。
一次我与老特等同学到哈尔滨市动物园去看露天电影，在路过检票口时，我偶然捡了两元钱，大喜过望，高兴的给大家说，这回我们可发财了，可以常常来用来看电影！那时动物园在夏天经常在野外露天演电影，我们几人晚间常去，一张票二毛钱，几个人可以看几次，这期间我们看了“归心似箭”、“流浪者”、“望乡”等一系列影片。特别是“归心似箭”这个影片，那是斯琴高娃的演出成名作。她扮演着一位年轻的大嫂，救治一位抗日战士的事迹，而且是在东北的一处茂密的森林里，在救护伤员的过程中产生了恋情，那美丽的绿色环境、主人公那依依不舍的心情，把一位漂亮孤独的成熟年轻女人渴求异性心理刻画的非常露骨。电影中唱到：“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归，只盼春来回，只盼春来回。”，这首耳熟能详电影插曲至今仍回荡在耳边，这也是与你妈恋爱我时常唱的歌曲。这部影片的内容歌颂了以人性化为主的社会风气，这种题材在电影中该是永恒的，虽然电影的结局是以抗战的战士已放弃爱情为结束，但是斯琴高娃的精湛演技，美丽的外形，使她在影坛活跃了几十年，至今仍长盛不衰，现在一想，她在我的一生中是很重要的，伴随了我从年轻、中年到现在，这样的演员明星，真的使人敬仰。“流浪者”这部片子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留下印象最深的印度影片，有段歌词“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喔——”的曲儿调，迄今还有时在耳边响起。
有时我独自一人在哈尔滨市走走，有时自己跑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去，很喜欢看一些历史留下的真实东西。它的位置在火车站向北再向西不远的地方，我一个人去了有三次之多，那里有李兆麟、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人的遗物，有他们的生平介绍，介绍他们的英勇抗日事迹，虽然在那个时期，有很多的夸张的成分，但他们仍然深深的打动了我，这些先人、这些先烈，多数死得非常悲壮、惨烈、英勇、是在和日本人斗争的过程中牺牲的。特别是赵一曼，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经受了各种的折磨，坚贞不屈，直到牺牲。这也同时见证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恩恩怨怨，中国的历史总是和这个万恶的邻居纠缠不清的，虽然我们中国在元朝时也差点灭了他们。
有时我一人从“安乐街”上了二线有轨电车，电车晃晃荡荡的一直坐到终点站，可以再走一段儿路，从中央大街上一直走到“防洪纪念塔”，再顺着松花江在江边上溜达溜达，这样可以逛它半天，有时还可从火车站换车再到道外的“承德广场”，走一段儿路，又到了哈尔滨市的另外一个繁华的中心，这里有个“向阳文化用品商店”，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有名的，我来过几次，都是在单位时由赵济全领着给单位买些文艺用品。再往北走走，有几个电影院，在这里我曾反复看了电影“柳堡的故事”，影片中“二妹子”年轻、活波、美丽的形象，和新四军班长英俊、质朴、潇洒的风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妹子”在和新四军交往中对班长产生了恋情。有段儿电影插曲，是主题歌，在歌中唱到：“九九那个艳阳天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的风车转，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唱呀，小哥哥为什么不开言。”，这首歌就是从那时唱开的，但是，“文革”以前也就流行了，这个电影是“文革”后重播放的，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年轻人。当时我独自看了三遍，耳边总是响着这首歌曲。
这期间，中国男子足球队的厄运开始了，在这以前还算可以。尤其是世界杯锦标赛的预选赛上以“四比二”赢了科威特队的那场比赛，上半场以零比二落后，下半场连进四个球，赢的真是痛快，令国人大大出了一口气。我也痛快淋漓的看了一场以后几十年再也看不到的足球比赛，那是在林学院阶梯大教室看的电视，是当时的黑白电视直播的。在那场世界杯的预选赛中，若再赢一场就可进奥运会的决赛，但以后的分数得的十分不易，先是“一比二”输给了新西兰队，可是下一场是新西兰队对沙特队，此时只要沙特队不输五个球中国队就进入了决赛，这时谁都认为这是手拿把掐儿得了。但是沙特队偏偏不争气，也是故意让球，竟然能踢的“五比五”平局，眼睁睁的要看中国队还要和新西兰队再补一场比赛定胜负。后来我们虽也再三追责沙特队，说什么他们故意让新西兰队赢如何如何，事实上沙特队他们也是明智的选择，中国队领先五个球净胜球，如果他们不让新西兰队进球或进不足五个的话中国队自然进了决赛，这样就得罪了新西兰，反之就得罪了中国，那时中国还不够像现在这样强大，所以沙特人采取了不偏不向的做法。那些侮辱“沙特人只会骑骆驼不会踢足球”（在比赛中有些球迷的标语）的人就眼看着沙特人在领先后，让新西兰人又以“五比五”踢成了平局，就这样又需要与新西兰队进行加赛决定胜负了。中国队在领先五球的情况下都感到胜券在握，队伍都解散了，在仓促的情况下又匆忙临时由苏永舜任教练组队。在与新西兰队踢决胜局那场比赛中，我们又在大教室看了现场直播，大家呼喊着为中国队积极加油，我队的主力中锋、最佳球员容志行左突右冲，看来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国队的队员们也是全力以赴，但终因技逊一筹，无力回天，而铩羽而归，使得这些呼天抢地的爱国球迷们也是恨铁不成钢，大家唉声叹气，若这场球赢了的话，那至少提前三十年就进入了决赛，而且是货真价实的进入，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也许那次有人能抓住一个机会、也许容志行能再尽力博一下、也许有人能多出一点儿力，只是差那么一点儿点儿，这就是机会、这就是命运，就只差那么一丁点儿，中国的足球就再也没起来，一趴就是三十多年。有时事情不能老是怨别人，只能怨自己，这次足球就是如此，怨沙特，人家给了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你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竟然踢不过一个只有区区二百万人口的小小新西兰岛国，过去总认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多好办事，结果这件事给了那些过去自认为了不起的中国人一个响亮的耳光，我们人穷国穷，说啥也不行，外国也有好的地方，这就激发了国人的奋力进取的信心，可以说从那就开始了。
开学后的四月中旬哈尔滨下了可能是最后一场大雪，有几个人如徐红远、陈冰、杨兵章见了这个环境非常兴奋，他们互相追逐，像十几岁的孩子似的打雪仗。但第二天就不好了，感冒的特别多。首先杨兵章就病了，而且下午呕吐了一场，整个下午萎靡不振，精神差了许多，接着高喜荣也病了，而且病了十几天，我和刘庆红班长去看望了她，我们男生很少去女生宿舍，我还给她带了葡萄糖，这是我有时吃的，但想到自己是班级的生活委员也应该表示一下，我们学生在四月末还检查了一次糖尿病，医院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小瓶子，是过去装青霉素的那种小瓶，用这种小瓶只有男生接尿倒还好办，女生就是很难为她们。几个女生死活不好意思，但后来也就接受了，把装有尿液的小瓶交上去后，检查结果为均无问题，就我这个身板不应该有啥问题的，几十年后我检查出了糖尿病，看来还是喝酒吃肉的原因。
这学期在课程方面，一些专业基础课算是结束了，课程相对开始的时候好学多了，如测量学、气象学、昆虫学等，气象学的老师叫姜乃准，这个老师很有趣，到现在还记得他讲过的一句气象学的一句谚语叫:“天上钩儿钩儿云，地上雨淋淋”。林学系里有台大电视，晚间经常放体育直播节目，这期间正是学生们最愿意观看节目的时期，在老师家几乎都没电视，而这台电视一般由姜老师管着，放一般的电视时他们就放在林学系办公室内，但小小的办公室能容纳的人有限，经常我们进不去看时就在门外大叫：“姜老师，快开门！”，也喊:“姜乃准，快开门!”，有时任凭外面怎么喊，他就是不开门，这时，也不顾做老师的尊严了，不开就不开。急的学生几个人一起喊：“姜乃准开门！”，姜乃准老师就是不开门，门始终不开，于是，同学们垂头丧气、灰溜溜回到宿舍。
我们在气象学实习中还去了黑龙江省气象台，我们三个班坐着三辆大客车去了省气象台，大家在气象台参观了一遍，还在气象台核心的装置气象雷达前仔细观察了一番，在参观过程中，姜老师给我们做了讲解。说那时的气象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首先现在有了先进的雷达设备，在屏幕上显示出的亮点是下雨的区域，预报员根据亮点移动的速度，计算出下个将到达的区域，也综合往年的资料，判断出下雨的概率大小，再预报出现在的天气发生各种可能性的预报。我们看到雷达的屏幕上有亮点在缓慢的移动着，再看看操作雷达的工作人员也是在枯燥地坐着，感到也没大意思。后来我们国家也按照国外的作法，搞了一阵每天发生下雨概率的预报，但由于文化水平的关系，很多人搞不清楚下雨的确率是咋回事，其实我看也是预报人员的懒惰，报一下概率就拉倒，下不下雨不负任何责任，反正就是概率大小的问题，后来电视预报又改了回来。接着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基本设施，如“百叶箱”、“雨量计”、“湿度计”、“风速计”等等，这些也就是与我们学校的相同。记得在放假期间，气象学的老师还给留了寒假作业，其中有一张大的气象图表，上边密密麻麻标注了“高压脊”、“低压槽”之类的，有个二班的同学是我的老乡，我们俩一起坐一趟火车，他的性格有些特别，在拥挤不堪的车上，人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他旁若无人般的把那张大图拿了出来，如大学者般的这里点点，那里画画，其实他也不懂，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引来人们的眼光，是赞扬的眼光，是敬佩的眼光，还是鄙视的目光？这样的人我只能是敬而远之而已，绝无敬佩的道理，他只是二班的，也是个团支书，是一个转业兵，他和我今后有些关系，此事以后再说。
一九八零年五月七日，我爸爸又来了一趟哈尔滨市，在我这里停留了几个小时，他好不容易来哈尔滨市里一次，我要请请他，那到儿去呢，学校附近有个“动力春”饭店，太远了，而且他来了又不能多喝酒，于是早饭我领他去了小吃店，在宿舍的附近倒有几个小吃店，但是设在地下室，只有入口在地面上，这样的小吃部现在哈尔滨市很少有了吧。我们去了一家，那里有卖油条的，那时油条轻易买不到，要排队的，有十几个人在排队，我们很快排了队，买油条需要钱和粮票，黑龙江省粮票，油条八毛钱一斤，一斤不是称的，是一根一两的，干面的重量。不像现在是算油条的重量，我买了一斤八两，那时也就两个人的饭量，自己就吃了一斤多，我爸爸也没放开量吃，唉，那时我也觉得吃不饱似的，那是一斤八两面的分量，肚子里好像没底儿，都是饭菜没有油水的原因，我天天在学校吃勺糕、吃高粱米饭、吃粗粮，吃个油条就算是过节了，一见荤的或有油水的，吃起来几乎不要命！物资全国都在匮乏中，我爸爸吃完后就去哈尔滨市办事了，我俩把油条吃的个一扫残云，这是我请爸爸吃的第一顿饭，竟是油条。我也很后悔，没能陪他多呆一会儿。
六月五日至七日，省高校运动会在林学院举行，我算是开了眼界，共有二十六个大学参加，可能这也是省所有的院校吧。其中最受欢迎的项目是男子跳高，那时大学的运动场全都是炉灰渣子铺就的，我们林学院算是比较好的了。在附近的“哈师大”有个体育系的学生，跳高甚是了得，他从一米八跳起，到二米零五都是一跃而过，这和我当年在我们县的校运动会上看过的跳一米七零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几乎是全国水平，也可能真是全国水平。我这个体育迷大饱了眼福，大家为他加油助威，一些年轻人（可能是他的同学们）在为他欢呼雀跃，为他鼓劲儿，横杆升到了二米零六，只见这个学生起跑、助跑、奋身一跃，这个高度飞身而过，就此而止，以后他再也没跳上去，这是我所看到的最精彩的一次跳高比赛，大概也是今生的唯一的一次现场比赛了吧。我们班级的刘庆红班长也大出风头，他有三项获得了第一名，分别是：跳远、三级跳、和一百米跑，的确我非常佩服他。一个人能做到这点是不容易，脑子好用、体育也非常出色，可是在他音乐方面不大擅长，舞蹈跳的一般，唱歌有点跑调儿。这也真是了不起的，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提心吊胆的为他助威，至今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得他的三项成绩，是跳远：六米三六，三级跳：十三米三八，一百米跑:十一秒九，这样的成绩在现在可能算不了什么，但那时的在校大学生，要靠好好学习才能立足、一个非专业的人能达到这种程度也是很不简单的吧。
又来了四名原来县里粮食系统的好友，汪小波、小马(马春琴)和曹瑞钟俩口，汪小波是自己回来的，曹瑞钟俩口是要回上海结婚了。汪小波看上去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么高傲，旁若无人，根据曹瑞钟说，汪小波在回来的路上因舍不得新婚的对象而哭哭啼啼了一路。对了，她爱人也考上了一个大专也在上海上学了，看来新婚后刚度完蜜月就回来了。小马仍是傻呵呵的，是个乐天派，她比汪小波大一岁，就像几年前跳舞一样，也是活蹦乱跳的，非常的活泼。而曹瑞钟的爱人小刘很沉稳，像个大家闺秀似的，我又领他们玩了一下午，还请大家吃了一顿排骨，吃的很饱，一元钱一块（不算小的一块），他们吃喝完后很过意不去，小马非得买了最贵的蒸饺送给我，一斤十八元，这么贵的东西我怎么要了，于是再三推脱，还是将它们退掉了。有一件事情使我吃惊，在把他们送到火车上时，竟意外地碰上陆基林，这小子来哈尔滨市已经八天了，竟然一点儿消息也没透露，陆基林我认为他是我最好朋友，这次弄得我心中不爽，这一点儿也不够朋友的意气，他再三试图解释。但是好朋友到了一个城市，待了这么久，竟不见一下面，这能算是好朋友吗，以后，我们再也不像过去那么亲热了。六月初我们又搬了家，这次搬到了六号宿舍楼，就是主楼东侧有一百米远的靠路边的楼，这次要一直住到毕业了。
“测量学”课结束了，考的成绩还可以，但这仅是书面的，还有野外的实习课程，要实践检验一下呢。测量课的野外实习地点在哈师大与东北林学院之间有个林学院的实习林场，正好大路的北面是哈尔滨市动物园，我和张贴民、徐红远、秦安成、陈冰一个小组，除陈冰身体有些不好外民他们很认真。我们还简单开了一个小会，商量应该怎么做好这次实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运转很好的小集体。我们的任务是用经纬仪测量一个闭合导线，共设四个点，每两点的距离是二百米左右，我与张铁民几人一大早三点就起来，想突击一天完成，测量的速度快倒是很快，可就在纸面上是无论如何也闭合不上，也许是我们只求速度而太毛糙了，第二天我们几人反复找原因也是白忙，只好又找到了测量课的崔老师。崔老师四十多岁，倒也未责怪我们，也抓耳挠腮一番，无奈就扛起经纬仪和我们又重复测量了一遍，还是我们把记载的数据搞错了，他手把手的又教了我们一遍。这一次印象及其深刻，对于我们今后细节的注意、工作的认真、办事不毛糙相信都有很大的教益。
七月七日我们三个班去了肇东县去实习“土壤”课中的做土壤的立体标本。肇东我七年前去了一次，那可是第一次因公出差啊，一晃几年过去了，印象很浅很淡薄了，只依依稀稀记得火车站的招待所，粮油加工厂，那破旧的烟囱，一排排红砖房，但物是人非，看着这些破陋的房屋，我暗想，唉!国家是这样的贫穷，农村是这样的落后，我们将来毕业了，要把它们建设好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国家不是靠我们这些人建设吗，我们一行百十号人，也去不了那些我曾到过的地方，只是去了那辽阔的盐碱地，分成六七个人一组，大家认真的挖土坑，当地农村的孩子三三两两的在旁边好奇的看着，穿着十分简单，大概是想：这些人干嘛跑到地里挖土来啦，他们是在城市里没事干了咋的。我们挖出了土壤的立体剖面后，把层次鲜明的剖面装入了打好的木框中，就算完成了任务，于是高高兴兴的回来了。
这期间，郝淑珍来了封信，说是最近要出差，路过哈尔滨市又是到齐齐哈尔市参加点钞能手的比赛，日期已定好，我算了一下，可能正好是在东北林业大学的实验林场“凉水林场”实习的时间，可能也见不上面了。这期间应该是郝淑珍点钞技术的巅峰时期，此时她已经获得了代表市里的参加省内的比赛资格，也是她正年轻有为、毫无负担的时候，你她弟弟此时也就是七月七日开始了高考，他的成绩是没说的，但是否能考上则看命运了，我在大学里也为他祈祷，立夏，就看你的了。可是立夏在高考前不久就招工了，是啊，这也是个好机会，他被养路段招收为职工了，也算是今后有了保障吧。高考前的两个多月，才转到我们县高中读书，真是时间短、任务重，考的是好是差，就在此一举了。至此以后，他家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一些，郝淑珍能接济家中些钱，她妈妈也能在家属生产队干点活，他弟弟很快就能自食其力了，但郝大爷的身体不大好，常腿痛，腿几乎不能走路，现在能坚持到目前，还不是经常治疗和坚持锻炼的作用吗？
记得三十年前我在稻田村，每次在他家吃完饭就陪他走上半个多小时，在稻田那长长的、由很多老养路工人修成的公路上走着，这成了习惯，每逢走在沙石面的公路上，我俩默默无语，望着这条曾有我爸爸、郝大爷参与建设的路，想起他们劳累艰苦的年代，日以继夜、风餐露宿，那成千上万由祖国各地汇在一起的”盲流”们组成筑路大军，他们忘我的劳动，忍饥挨饿、爬山涉水、逢山筑路、逢水架桥，不禁感慨万分，郝大爷几年前曾去山东老家就治疗腿痛，有点疗效，也在想病退，在养路段，有很多老职工都有些老病根儿，一些是被冰水泡过留下的风湿性关节痛，一些是干重活留下的磕碰伤，过去啥活没干过，都在第一线工作过，可他们都以能病退为荣，或尽量病退，以求得提前退休，在家颐养天年，这也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啊，我爸爸就是这样提前了几年，在养路段一把手的位置上退的，他应该一九九六年才能退休的，但在一九**年就提前办了病退，若是现在，只要是当官的，谁都巴不得能晚退几年，多捞些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