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学系里成立了篮球队，我也是其中一员，由系里的辅导员吴老师负责督导管理，要求天天早晨练球一个小时。我与刘庆红一起入选系队，但大家水平虽不算高，可一个个都心高气傲的很，大概因是班级不同的原因吧。各班挑了一两个，不大熟悉，缺乏沟通的道理，训练时也不认真，把个吴老师气得要命。吴老师在我毕业时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约大我八、九岁，人很随和，我毕业后很久据说去了某市做了市委副书记。他也有信心把篮球队很快抓好，很快就出好成绩，队员们条件都不错，但缺少核心队员，大家拧不起一条绳，恰如一滩散沙，吴老师干着急也没用。
一次我在图书阅览室里看书，整个阅览室也就五六十人，大家在阅览室静悄悄的看杂志、报刊，大家都很安静，我也聚精会神在看。忽然传来了一阵喧闹声，一个男人的声音高喊：“小军！小军！我来看你了！”，大家都大吃一惊，纷纷抬头观察，我寻声望去，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在北安的三姨夫，那时他也就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皮衣皮裤的，精神很饱满，工作看来也很满意。据他说那时他在北安市市里给领导开小车，可能来哈尔滨市送领导，顺便代三姨来看我。给我带来了一大袋炒面。那是我三姨给我炒的，足有三斤多重，他可能也没到过大学安静的阅览室来过，要不这么大喊大叫的，这嗓门儿是在东北开车，经常在空旷山野里练成的，要不把大家吓了一跳呢。和他见面只是短暂的寒暄了一会儿，彼此嘘寒问暖了一番，我问了一下三姨的情况，她在北安的一个物资站工作，情况还好，彼此介绍了一下，他便急匆匆离开了。
我们班有几个小兄弟，叫董伍、李深、陈家明、李忠厚。董伍和李深岁数小，入学时比我小五六岁，他们一个是辽宁本溪的，一个是吉林的，有些像小孩，但渐渐变得成熟、稳重，而且脑子特别好用。门门课程几乎不用学，比如我最挠头的数理化，他俩脑子快得很，一上课就能听明白。又如象棋开始几乎不会，但学了后会的也快，特别虚心。后来经过了四年，几乎像变了一个人，成熟多了，真像个大人了，多少次，我在睡梦里，梦见董伍和李深，他们是那么可爱，那么好学，进步真大。几十年后，我们班的同学去了辽宁的本溪市，董伍的性格还是如同大学时代那样，仅仅不过高了一些，是市里什么局的局长了，对这些老同学极为热情，多少年了，还就像小地弟一样，那样谦虚，那么尊敬人，时光永远不变多好啊。李深不大用说了，他小我五岁，来校时就像个大孩子，但长相显老，胡须很重，虽是农村来的，但接受新事物快，学习特好，尤其是理科像数学、数理统计之类的，我是越头痛的课程他觉得越简单。
他和赵雨慧（小姑娘与李深同岁，和他一样，也是吉林的老乡。以后结了婚）相像，年龄小，聪明，在社会经验方面非常喜欢向大哥哥们学习，成长的快。但赵雨慧可不行，一次，七九年末的茶话会上不小心打碎了一只茶碗，就内疚了许久，要哭了。我在茶话会上还表演了一个小魔术叫“听字”，她才破涕为笑。在班级，她就像小妹妹一样，我们也算是*着她，后来在李深的慢慢劝解下，才彻底放开了，这也显露了她性格直爽、纯净的一面，她虽小，但有时也像成熟的女孩似的说些让人料想不到的话。在离校时竟然和李深恋爱了，又是老乡又是恋人，学习又好，这也是我没有想到，但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多么好的一对儿啊！三十多年后他俩的孩子保送到清华，毕业后美国留学然后留在了那里，现在在美国的大企业工作着，后一代这么好，也是为我们争了光！他们的事业也好，同学聚会时赵雨慧还是老样子，默默无语的跑前跑后只顾给我们照相，李深还是热情的为大家排忧解难，不知为什么，见了他俩就像见了阔别已久的弟妹一样，和同学时代一样，其乐融融，感到特别亲切。
陈家明是山东人，小我三岁，小腿有些小儿麻痹后遗症，和我入学时关系极好。从地下室搬出时因为和我不是一个宿舍而哭闹过，后来由刘庆红调节才罢休，他的文学功底好，常常发表一些小作品，比如像有名的杂志“诗”就有他的大作。上学后常常有病，体质较弱，在我们校旁边的林业医院住医院，后来索性长期住在了那里。我是生活委员，少不了忙忙活活地要照顾他，有时要跑东跑西，为他办理各种手续。不过他也坚强，从来不埋怨他人，自己也会照顾自己，据说后来又在写小说呢，他还出版了散文集，看来以后要成为作家也不一定。久而久之，他和医院的一位*还有了恋情，人家和他爱的死去活来，那个*也算有眼光，爱上了这般有才的人。陈家明身材不高，也就是在八十年代，姑娘都喜欢大学生，但他有个弱点，就是不太顾及身体的情况，明知道自己的身体难以恢复，可是借着大学生的这个金字招牌，和其他女孩子搞这些事情，搞的人家要死要活的。*也经常往我们宿舍跑，我看不惯这类事情，渐渐的也与他有了隔阂，曾批评过他要收敛些，当然这样的事情自然是无果而终。陈家明后来因有病留在了七九级。据说他毕业后分配到泰安林校做老师，不几年因病就去世了！可惜了这个身残志坚、有才有为的青年。
再说李忠厚，他真是个小孩子，和董伍一样大，日常相当的老实，简朴，平时不说话，但接受能力非常强，他在另一个宿舍。有时就跑到我那里跟我一起唱歌，当时台湾的校园歌曲在大学中流行，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等又好听又好学，我们俩拿着歌本一起唱，我俩还一起唱“军港之夜”，有时我吹口琴他就跟着唱。由此一来他的性格也变了，开朗了许多，我俩的关系也日见密切。可好景不长，一次期末考试，大概是考植物学，因为最后一科，考完就放假无事可以回家了。我也急不可耐事先买了回家的车票，待下个学期开学后，和大家一见面就告诉了我发生了事情。是这样，考完试后他交卷的比较晚，不知为何他又去了交卷处一次看了看试卷，由此一位监考的老师认为他可能是作弊，给他的试卷打了个零分！这大大刺激了他的自尊心，考试后晚走了几天，但老师也为他如实判了卷，算是成绩合格了。可是他为此整整一个假期也没过好，始终在家闷闷不语，最后干脆不与家人说话，家里爹妈无奈只好由他爸爸假期间送到学校来，交由校方处理。学校也无法做好思想工作，再三劝导均无作用，在我们开学前送到了黑龙江省精神病院。一听这事我着了急，李忠厚这小弟不知在精神病院怎么样，于是马上和几个同学去了精神病院，记得和张贴民同学等一起去的。这个精神病院在很远的郊外，不知办了多少手续才见到了他。一见到他在个铁栅栏里，和众多精神病患者在一起，双目痴呆，但精神尚清醒，在十分寒冷的冬季赤脚趿拉着一只塑料拖鞋，仅一只。见了我们如同见了亲人，隔着铁栏杆和我抱头大哭，看到他痛哭的样子，是受了好多委屈才这样的，我和张贴民等人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过了一会儿，我询问了一下大夫，他是不是在生活方面缺点什么？那大夫面无表情地说，一切正常，什么也不缺。我们要求他要出院，大夫说需要学校的意见。我们一看无奈，劝说了李忠厚千万不要着急，再忍耐几日，待我们回校后办好手续再来接他。回校后我们找到了辅导员说可以出院了，辅导员还要逐级请示，我们又连忙送了一双拖鞋给了李忠厚，后来好像也没办妥手续，说是校方认为他还没好，不宜出院，所以暂时也没有出院。此时他的父亲又到学校来了，其中他还有一个表哥，也是同校的上一届的学生，我们一见到他的父亲，就像见到了罗中立的名画“父亲”一样，他老脸上满是皱纹，满脸的沧桑，在冬末初春之交，穿着一件薄棉袄，但里面什么东西也没穿，棉袄里面因被汗水浸的硬邦邦的。他和李忠厚的表哥来了学校吃食堂，生活上简朴的很，看来是十分的困难，在校住了几日后便回家了，交代其表哥在校照顾他。之后我们也在一年多后见到了李忠厚，他显得也痴呆了许多，最后终于被降到了下一年级。我就一直未见过他。直到我们同学毕业三十年参加班庆时才听董伍说了他毕业后的一些经历，李忠厚毕业后不久结了婚并有了孩子，但最终他还是没能恢复，结局是上吊自杀而死。留下了年幼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一个很好的青年人就这样离人而去！他的悲惨结局，是因为从小的生活环境所致，贫穷、闭塞、很少接触外界等种种*的环境。
我们班的赫桂平也是这样，只不过他的病治好了，后来恢复如初，也没有一切的迹象。在那个时代，十年未高考了，即使是在物质极为缺少的时候，城乡的差别也是巨大的，现在这条鸿沟窄了许多，主要是因为媒体的宣传和便捷的信息传递方式把人拉近了，是啊，和过去没法相比了。看看现在，就是极偏僻的地区能上大学的青年，从小就娇生惯养，大了也身着名牌，手持手机，和城市人一样，没有过去简朴的形象了。
李松从我们县来哈尔滨市了，我爸爸让他捎来三百元钱，是给陆基林用的。他还是你爷爷的部下，养路段的技术员，三十多年后的现在已退休在上海，据说还参与编写一部关于下乡知青的经历小说。李松看了看我们的宿舍，原以为大学生的宿舍是什么样子呢，那时在地下室，也是很拥挤，而且条件太差。唉，那时我们入学时间不长，驻校的工宣队、军宣队都分在了学生宿舍住，还没有地方安排他们。他们有家的也是一家人就住在我们的隔壁，他们的孩子六七岁，也很可爱，动辄到我们宿舍来玩耍，这一切需要慢慢来的。李松这老哥也是我们县的值班分队下来的，后来被养路段招工了，他比我大了六岁。这人也是很有才气，进养路段后就一直跟着我爸工作，到现在近四十年了。他可能是我和郝淑珍家俩家这三代人的极少的见证者，去年在济宁看到他还是年轻如旧，他的心态很好。我俩还聊起在乌拉嘎“老沟”打火的事情，那次他也去了，还谈了用尿盆吃饭的事儿。唉！能在一起谈论那次打火事情的人几乎没有了。去年他说还参与出版了一套有关回忆上海知青的六百多万字的巨著。我和郝淑珍与他夫妻俩一起游了游微山湖，他爱人（我们叫候姐）也和我妈一起共事了许多年，老养路段的人对他俩来说也是割不断的，往事不堪回首啊！
杨荣福也于十一月末结了婚，他也不错，在商业部门工作。我也忘不了接送他爱人曹桂彬买结婚物品的一事，真是一件令人难忘的回忆！小宋几乎同时从军队复员了，这也是我想不到的，但细一想，这也是早晚的事，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早晚会有复员这一天的，他又回到了我们县粮食系统。但过了几年我也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当了厂的厂长，而且还成了我大内弟的下级，是啊，今后的事情是谁也想不到。
我姥爷与妹妹弟弟从山东老家回我们县了，中途在哈尔滨站转的车，我姥爷把弟弟妹妹也从老家带回来了，看来，所谓的“备战”结束了，我妹妹明显的长大了些，个子长高了，人很听话，小姑娘光跟着我姥爷寸步不离，弟弟也很乖，我接送站，还在哈尔滨站照了相，寒风凛冽，十冬腊月，姥爷他们来去匆匆。
要寒假了，还有几门课要考试，其中教物理学的老师比较有意思，任课老师叫陈大我，讲起课来也很风趣，经常讲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话题。这门课是在大教室里上，有时他异想天开的要修改教程的某些论点，就狂妄的说，国家规定了，讲师是也有修改教科书的权利，这是教育法所明文规定的。但我们学生谁也不知教育法是何物，有时还讲一些对我们来说是外行话，一次把氯化氢说成氢化氯，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被大家笑完后他还不知道错在哪儿。不过，他的课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物理学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在班级能排中上等，入学两年来，各科成绩尤其是基础课的成绩费了我的很大力气，但其中的物理课算是不错的。在班级中，数理化的成绩在我们这些有过社会经验的人中都是最难的。
在我前排的桌子坐的是班级的两位老大哥，叫王文中和吴庆科。吴庆科大我九岁。说起他来也有些故事：他是河北人，张贴民的老乡，民办教师，有俩个孩子，当了七八年教师，也没工资，家里生活又不好，平时节省的很。他的语文很好，记得他高考成绩是八十七分，这个成绩当时在全校排第二名，要知道我们那年的高考语文可能是最难的，没有作文，就有一篇文章缩写！这又是谁也想不到的，大家的精力都放在作文上了，在班级中，我的语文是考了六十七分和老吴相差二十分，在班级中排第二名，那年整个班级的水平都是不及格，题目也太偏了。想想那些小弟们的语文成绩都在三四十分左右，我也满足了这个成绩。这个吴庆科穷归穷，但生活的主观意识是好的，生活热情积极向上。他家在农村，老婆孩子还要张口吃饭，十八元的生活费（后来生活补助金有了变化，几乎每年都长，最后他的达到了二十二元），和我的生活水平当时比较几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他抽烟从来不敢抽买的香烟，都是大烟叶子卷的烟，吃饭也是省得很，十来天一次的红焖肉天天馋得不行，一次咬牙跺脚也买了，吃还心痛的要命。红焖肉当时五毛钱一碗，是一饭勺肉加一饭勺煮成红色的粉条。而我呢是逢这个菜必买，馋的很，一次不落。那时买教材要自己掏钱买，他千方百计省下钱后，用来买教材和回家的火车票，这样每月的生活补助金竟然全够用了，而且还有一些结余可给孩子们买些东西带回去。按理说我和他应该走的很近，社会经历多，生活有经验，文学还好，可是经济条件不同，他和老特的习惯不一样，虽然年龄也大一些，可爱好和生活习惯不同也不行。但他有一点和我近似，这就是下象棋，他的棋艺很高，那时我的象棋水平是在巅峰时期，但是和他交手总是很费力，说真心话，下**盘要输他四盘，很难赢他。我们班级比赛时，怕是我仅得过一次冠军。仅一次，后来的棋赛我没参加，反正只有我俩决冠亚军，他不仅棋艺高，文学水平也行，常常嘴里“呜呼哀哉”，“之乎者也”的古词冒出来。他在农村的学校是教语文的。
在学校经常开崔前（现在是某市的人大副主任）的玩笑，他是二班的，也算是同学，他说崔前像希特勒，的确，崔前的发型很像希特勒的发型，于是就把他称为希特勒，到现在我还有这个印象。老吴大学毕业不久，干了十来年就退休了，不过对他的经历很满足，说上了几年大学还混了个干部职务，退休后享受着一般领导的待遇，多年前他的老婆去世，他还后找了个小一些的老婆。几年前见了面，他仍然很知足，乐天派，有时跟着张贴民借点儿贴民掌权的光，的确，张贴民手下管着很多的科级单位，让下边的人给他一点儿小工程做做，还不够他干的。但他也确实年龄大了，上贴民那里顶多也就是能直接去他的办公室，见见贴民而已，就借这点儿光吧，脸上有光。他的后续老婆也是见了我们同学的面就笑口常开，很是高兴，为她的老伴儿高兴，有这样一个好老公也是她的福气啊。
而王文中这位老同学，是河南人，在三门峡那一片，大我十岁，应是我们年级中最老的之一，也是民办教师，说起话来口音很重，到现在我也有些听不懂，和吴兴科一桌，生活上也是挺节省的，非常简朴，但比起老吴来还是宽绰些，人很老实，基本上在班级是实行“三不”政策，即“不说、不听、不做”，在班级他也是同学们所尊敬的老大哥。
再说说我们的辅导员孙乃清，是上海知青，他虽年龄不算大仅二十八左右岁，一米八十的个子，工农兵学员毕业，留在林学院当老师，工作非常出色。他是我们几位辅导员之一，在我们系，早期有三名辅导员，一名叫初老师，一名是吴长立老师，一名是孙乃清老师，其中孙老师是直接负责我们班级的。他工作非常认真，能耐心做好每个人的思想工作，还很关心同学们的家庭生活情况，如李忠厚的病情就是他深切关心的事情。他不仅对李忠厚平时的生活关照，还专程为他的病情去了他的老家一次，看到他的老家辽宁西部非常穷困的样子。回来后给我们述说他家的条件如何困难，交通如何不便，文化教育是怎样的落后，走很久才看到一个村庄，冬天在家的人不穿棉袄，只盖个被子，棉袄要轮着穿，出去办事的人才能穿上件像样的棉袄，而且里面几乎没有*如衬衣之类的衣物，述说着眼泪几乎都掉了下来。后来他千方百计的给李忠厚解决了继续上课的事情，他长的仪表堂堂，从来不太考虑个人的得失，我们知道有几个年轻的女教师在追求他，但好人不长久，有一次系里检查身体，他不幸发现了黄疸型肝炎，后来虽经治疗但最终还是去世了，系里给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我们每位同学都为他带了小白花，在阶梯大教室为他全体鞠躬默哀，后来我想，他是一个真正的共缠挡员，是同学们学习的楷模，真应该有人为他写部小说，来赞扬他，歌颂我们敬爱的孙乃清老师！
在迎接一九八零年的元旦班级酒会上，北京姑娘高喜荣喝了不少酒，她的白酒很能喝，若不是拦住她不让她继续喝下去，说不定就能喝两瓶果酒。她的脑子很聪明，总是和我在一起喝酒，谈了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她感到生活的没大意思，我也和她没有深谈，看来她对找对象方面还在举棋不定，还在班级中的她看的上的男生中间选择。而此时为了她，刘庆红与赫桂平之间为了她在争夺着，她还在摇摆不定，可我已有对象一事在班级中也未曾公开过。实际上后来才知道此事很多的辽宁同学就对高喜荣有意见了，她不应该对他俩都摇摆不定，搞的赫桂平神魂颠倒，心神不定，导致最后患病。而刘庆红也无心学习做班级的工作，以至于要把班长的工作让给我。也可能他是因小失大，闹的有几个同学想和他打架，这是后话。
我有个爱好，就是收集邮票，这是上大学以前就开始了。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家普遍都有的一种爱好，有一阶段，只要有信来，信封上的邮票就被撕下，搞的来信都撕的破烂不堪的，我的所谓集邮，都是收集用过的邮票，实际上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了收集的价值。全班同学也知道我这个爱好，大家也都帮我这个忙。开始主要帮忙的是陆基林，我们的每次通信，在信封里都夹带着几张用过的邮票，几乎全是最小面值的，即八分一张的。后来全班级每个人都帮我集邮，包括刘庆红，他还给过我几张没用过的。
更有甚者，我们班有一个哈尔滨同学，叫陈兵，在我们班只有杨兵章和他是哈尔滨的，他小我五岁，人很好，够朋友，说话算话，比较耿直，人很单纯，也是属于高中毕业就直接考上大学的，也是无社会经验。他看过我的集邮册后，就决定给我一批邮票，所谓的一批是十几张新的文革以前的老邮票。一天，他给我带来了这些邮票，可能是他家的老人的珍藏，其中有一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小全张，四张一连儿的，其中有三张，很不容易收集的到。当时我得到后如获至宝，这可大大丰富了我的集邮收藏，真是不知如何感激陈兵，他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深刻的印象。那时他还愿意下象棋，经常和我玩上几把，可惜，当时他还远不是对手。陈兵一次脚不知什么原因弄瘸了，拄着双拐一瘸一拐的竟然有一个多月也坚持来上课。赵士开就几乎天天接送他，他那拄着双拐的模样也是深深的留在了我的脑海中。陈兵就是脑子聪明，学什么一学就会，这一点我是很佩服他。多年后我又见了他，他是发福了许多，人还是那种许久以前的样子，我们一见面也是亲切的不行。刘庆红也给了我一些邮票，也是老一些的新邮票。后来我的集邮册发展成了三本到四本。以后郝淑珍在我的影响下也集邮，她借着在银行的有利条件，因为早期银行和各单位的出纳员都有关系，而邮局的出纳员也有点儿权利留下些邮票，他们把一些内部发行的邮票扣下来，给郝淑珍留着。这样每期都有，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各种邮票收集的很全，二十年后每每翻看这些过去的邮票，仿佛记起了那陈年往事，仿佛那一张张小邮票记载着一件件那些往事，有一个“齐白石的水墨画”小连张，共十六张，各种面值的都有，为了收集全，当时我一门心思都用在上面了，最后终于搞全了。在九十年代，是各种邮票收集的高峰，我甚至买了一批日本的邮票来充实集邮册，后来我的一些日本朋友有的也积极来参与，记得还有很多的日本邮票呢，但现在不大流行了，九十年代末我算了算大概要价值几万元的，当然这些将会留下了，我要珍惜啊，它们有着陈兵和刘庆红和大家很多人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