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从收音机里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逝世了。这可怎么办，他可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是掌舵人，他就是使中国这艘大船前进的划桨手啊，全国人民为之悲痛不已。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大家匆匆做了黑纱带着臂膀上，平时脸色也很严肃。在整个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中、在批判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在处理“**事件”极为艰难困难的时候只有周恩来总理能处惊不乱、力挽狂澜，他还保护了一大批老革命家，还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保护和维护**的威望，维持文革造反派与老革命家之间的政治平衡。但中国人民还要生存下去，还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挺立下去，这是大家的希望。
元旦期间粮食系统又进行了象棋比赛，来了个叫刘亚文的新人。说是新人，可比我大有四、五岁，人总是牛哄哄，谁也瞧不起，好像有他在就是他天下第一、别人充其量是老二似的。下起棋来更是目中无人，我虽然不是老者，但在三年前，可能也和他一样，自觉的比谁都强，可现在不同了，要稳重些啦，开始和他交手了两盘，他均以险输告负，由此蔫了许多。最后张文广得了第一，我第二，刘可能是第四或第五，因为又有一人叫李东昌，是省粮校中专毕业生，倒很稳重，他棋下的好，长相不敢恭维，人也瘦小，个子也矮。李东昌人不错，干起活来也很力，天天跟着手扶拖拉机装卸车，弄得灰头土脸，不过，那时还没到重视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和他相处的也很好，他虽大我五六岁，但常有些狂妄的我把他称为“小李子”。但此人后来发展很好，以后的几十年间，升到副处退休。
年初，我们县粮食系统又招收许多新人，这次招人是全县统一的，养路段招的最多，有三四百人。主要是上山下乡时来我们县多年的上海知识青年。有这许多青年人也够养路段安排的，郝淑珍也是这一批养路段招工上来的，二所的小学教师就缺，刚好她的学习也好，语文水平也不错，记得在中学时，老师常以她的作文做范本，让大家照着做。养路段就把她直接分配到了二所当了小学教师。由于没有宿舍住，就安排到了我家住，这样住了半年多。这年的下半年我家又搬回了稻田村居住，住了六年多的二所就这样离开了。二所也归汤旺河管理，郝淑珍又被安排为卫生员派到外地学习，那时稻田道班则改成了稻田养路段段部，我爸爸被提拔为段长，我们县养路段变成了我们县公路管理站，下设稻田、富饶、保兴三个养路段，一直到现在。
粮食系统来了几十人，厂就来了二十几人，几乎都是上海知青，大我三到七岁之间。以后，在这些人中和我关系密切的有：陆基林、曹瑞中等人，其中有几人安排到了我们住的宿舍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都是些知青，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虽说比我们入厂晚，但都是下乡知青，在农村受过的苦和他们的社会经验并不比我们少，大多数是六九年来边疆的，绝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
如后来了解的陆基林，就是六九年复旦附中的毕业生。他爸是复旦大学著名的研究鲁迅生平的学者，此人中等个，胖呼呼、黑黝黝的。人机智聪明，对柴油发动机非常内行，据说来我们单位之前，农机大修厂说他一个人顶两个人用，这么有能耐。开始和他一接触咋感觉到不好接近，但渐渐与他就情投意合了。一九七六年，油车间已经开始拆了，整个油车间包括油榨、锅炉房都是我们用钢钎一点一点的拆卸完成的，工作也很艰苦，拆卸的都是水泥与钢铁的混合体，比修文革前河南林县著名的“红旗渠”用钢钎打石头好像还困难。这些人后来都分在了粉车间，唯独陆基林作为厂里的机动人员，他有时打个替补、修个设备、替人开个手扶拖拉机，都挺内行的。
小宋真的当上兵了，年初，县里给他检查了身体，办了入伍手续，穿上新军服，我们几个照了不少相，在坐上送新兵的车上那天，我就和姚巍给他买了几斤苹果路上吃，他就这样走了，原本以为以后复员回来我们再在一起，但不知时光变的如此快，也不曾想永远不能在一起工作了，再见了，我的好兄弟小宋！
我和孙洪更、汪小波、金晓琴在一起吃了饭。金晓琴是孙洪更的对象，值班分队的上海知青，歌舞均可，是粮店副主任，沉稳、大方。我们做菜时分工明确，工序清楚，孙洪更负责做一条三、四斤的黑龙江鲤鱼，大家正高高兴兴地吃鱼的时候，才发现鱼的內脏并没有取出来，按咱们的习惯是难吃的，结果这种粗心的做法遭到了大家的哄笑。大概这场小宴会是孙、金的订婚宴会吧，我们好朋友几人很随便。孙洪更用筷子指着一盘烧鸡对汪小波开着下流玩笑说“你吃**，你吃**，”，其他人都哈哈大笑,汪小波好像不知所措，她很单纯，但对孙洪更则相当随便，她的毛笔字写的很好，龙飞凤舞，但说是也没怎么练过，看来这种功夫是天生如此。
一次，我们对粮食系统的领导班子瞧不起我们这些本土年轻人的做法有意见，要贴一张给他们的大字报时，苦于没有写好毛笔字的人，就找到了她给帮着我们写。到后来实际上我也看不惯领导轻视这些人的态度，那时好的工作位置都让上海知青们占了，要替这些本土年轻人说说话。其实我也是本土人，但也是不想被忽视的人，这时还有些文革的遗风。我起草了几张稿纸，汪小波洋洋洒洒的给写了几大张纸，我们给贴到了领导的办公室门上，大家对这张大字报的反应还是不错的，当时，也有为了表示种种不满的人，贴了各种形式的东西在领导办公室的门上。就在贴大字报的时间左右，有的人还匿名在领导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副门联，写到：“下边有人捧，上边有人帮，”横联是：“助手来了”，显然是有人对某人事安排不满意才这么写的，也引起了一阵轰动。这还属于文革后期，写大字报的后遗症仍在，大家并不在意，也是算个人发泄的一种方式吧。
我的同学黄丽萍结婚了，我参加了婚礼并送了两元钱表示，最近时期，同学们纷纷结婚，她是和我同学中的唯一同姓人，一起分到了粮油厂，后来当了化验员，活泼可爱，人还大方，能打篮球、唱歌，我七七年时领着大家排练合唱节目时，她还积极的参与了合唱，那次是在粮食食堂里天天排练的，张罗起来这些人还是真费事，歌曲的名字是：“飞吧，英雄的海鹰！”，那年非常流行这首歌，她唱的还挺力，记得还有点儿二声部的感觉。为什么要提起她这件事呢，是因为我写所谓“自传”的前几天，从黑龙江省我们县传来了她的不幸，她走了。我的同学，留下了一位叫王国强瘫痪同学丈夫，他是军人团级退休，待遇很好，大家原来都羡慕他俩，工作很好并且退休挣的钱那么多，但她去世了，生病的丈夫也没人照顾。生前俩人是那么恩爱，那么和谐，唉！钱多又有什么用，换不来命，命没了一切就没了。我不写一写谁又能知道这些事情呢。还有我的同学和同事张祥宽，比我大四岁，也是一起分到粮食系统，他当粮库的保管员，工作上和我直接打交道，在工作中，粮油厂要的粮食他要移交给我，合作了两年多，天天办移交手续，人憨厚实在，三年前还在一起共餐，席间他还讲了话，去年末也去了，去世时倒也没痛苦，说是脑血管堵塞，在睡梦中去世的，他也是那一年左右结婚的，这些同学开始陆续的走了，我现在能写写东西想起来还是不错的。
还是回来吧，赵济全调到了粮库当主任，杨吉杰当上粮油厂的厂长了，而我当上了厂的团支部的书记，年龄还小，有点儿早了，那时团员多，新来了那许多上海知青二十多人，队伍不好带了。而高贤民做了粮食科副科长，他非常谦逊，逢人就说：“俺家祖坟上烧高香了”。粮食科还是天天晚间组织团员理论学习，而且科里还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我也是算一个，由一新调来的副科长任组长，主管青年工作，十来个人。天天科里学完厂里学，又是批“周公”，又是批“儒家”（“周公”代表周朝的周王，就是复辟过去的东西，“儒家”代表孔夫子一派的守过去礼仪的人，是大儒，实际上是**一伙用来映射周恩来的），难懂，都是上边弄的七零八碎的东西，我那时也不大懂。
开始接触陆基林他们一帮人时我还有点儿优越感，觉得比他们领工资早几年，比和在农村打土垃疙瘩的时间晚几年，在工厂我也是属于监督人的一伙人、是管理者，现在称为“白领”。实际上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时，这点儿优越感就逐渐少了。有一次，他刚厂来时，见他修理手扶拖拉机的发动机，不仅能把发动机的零件有条不稳的卸下来，然后逐一把这些零件擦洗干净后，再利利索索的装上去，而且发动机发动着后，听着发动机发出：“咚咚”的沉稳的响声，感到这个人的确不一般，比我要强，农机大修厂想两个人换一个人也值。
后来和他交谈接触后，感到了陆基林确实不一般，不仅稳重，还有文化素质，应该仔仔细细的了解他。在得到了他从他父亲那里邮来的一些少见的书后，我仔细阅读了它们，这都是日本的进口的内部新书，如“望乡”、“人证”等，当时日本的这两部电影还没到中国来（后来许多年后风靡了整个中国大陆），多少年后我看到了这两部影片，当时“望乡”的原著不叫这名，叫“山打根八号”，我心情激动的看完了这两本书，原来日本的过去也是这么落后，人民也是这么贫穷。这“望乡”描写的是，在本世纪初，日本有个渔民的女儿叫阿崎，家里人口多，为了替家里还债，十四五岁被家里人到了南洋，听说南洋（马来西亚）能挣大钱，但不知是接客挣钱。她正当妙龄时开始被逼无奈接客，每天和各色人等，印象深刻的是我常常在眼睛中浮现各种各色人脖子上挂的项链，总在阿崎躺着*上的脸前吊着晃来晃去。在这个小娼馆里有时突然来了大批外国船员，忙的连老板娘都要*挣钱。虽然在一战时期，大批她的姐妹都死在了南洋的小岛上，但她们的墓碑一律朝向东北方，她们的祖国——日本。当中年的阿崎回到日本家乡后，父母已去世，仅剩的哥嫂但不愿认她，阿崎将她许多年的钱邮给了他们，养富了他们一家人，却得不到他哥哥一家人的承认。最后阿崎万念俱灰，逐将平日客人给的大量金银宝珠抛下大海，如我国古代的杜十娘那样，最后阿崎婆孤零一人老在日本。
“人证”的内容更为惨痛，是近代的日本事情：一在美国的美日混血儿寻找在日本的妈妈，战争后驻日的黑人美军在日本寻乐，*了一位少女，但这对男女后来也非常恩爱。女的从贫困的日本成长，长大了历经了艰苦生活后，成为日本著名的服装女设计家，他们的混血孩子被美国黑人士兵带回美国后这美国兵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父亲死去儿子长大后到日本找母亲。他千方百计、历尽挫折找到他母亲后，这位著名女服装设计家母亲因怕影响了其名利地位不认他，最后失手杀死了儿子其身份也才暴露，以身败名裂告终。这两本书说明了日本人不仅残暴，也有人性，也有人间温暖，七情六欲，使我多少了解了日本现代社会的灯红酒绿、极为奢侈的人间生活。陆基林靠父亲的关系得到了很多的内部资料，我从中也受益匪浅，逐渐也与他谈理想，谈抱负，他对我的一些作为也赞同，时间一长，我们成了言无不尽的好朋友。
朱德委员长去世了，这位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中国共缠挡军队的象征，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也是中国的领导人之一，不过，他的死在人的心目中并不算太重要，大家对他的哀伤是一般的。王桂芬副科长来粮食系统不久，看来她是主抓妇女和青年工作，现在国家开始注重计划生育了。不像过去那样批判马寅初，原来我们对于人口问题，总是认为就像**说的那样：“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但中国的人口太多了，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宋成立家兄妹竟有九个，他妹妹比他哥的孩子都小，有点儿差的太多了。但人们也笑话王桂芬，她自己都有两个孩子了，还挺个大肚子在这儿宣传计划生育，太有点儿没说服力了。可她抓青年工作倒还可以，孙洪更多次私下里对我说过，我们县粮食系统的青年多，她有能力要做出成绩来。王桂芬最喜欢的青年人的文体，恰巧我是粮食系统团总支的文体委员，她看过我主持过的羽毛球赛和篮球赛，相棋赛和乒乓球赛也看过，还看过我们排练的文艺节目，曾表示粮食系统的领导要从各方面大力支持青年人的工作，一次看我和姚巍与小宋（还未当兵）几人合演小提琴杀鸡般的齐奏，“红星照我去战斗”一曲时，连连说不错，要好好练，还随便问了句这小提琴是谁的，我们说是自己买的，她不满意的摇了摇头，说应该公家给买。她以为还是挺贵的呢。
这期间，我们粮食系统篮球队经常与其他单位的球队友谊比赛，如木器社队、船队、边防队等，总得来说，我们队输多赢少，但这些可是强队啊，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篮球队也算是成熟了，基本上我成了绝对主力，只要打就得我上，但队里有个弱点就是不怕对方有高大队员多的球队，就怕小个队员多的球队。
七月末，我又回了趟二所，最后看了看二所家，当然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住了有一周的时间，正好是在放假期间，还带了我的照相机和有关的冲胶卷的药品，二所几年来十来岁的孩子有二十多个，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他们没看过电影，没看过火车，也没照过相，你姑五六年基本也未到外边去过，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永远在这里。我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也在家照几张相，照一照森林的景色，至今我仍十分怀念那茂密的红松森林，那挺拔的大树，那林下清一色的灌木，那蹦蹦跳跳的小松鼠，也记得那长满了蘑菇倒下的枯木。那天我拿着照相机让妹妹去逐一喊了她的小伙伴们一起三十几人在公路上照了张照片，还给弟弟和妹妹照了许多以大森林为背景的相片，这些相片如今还在家里的影集中。我还去大山里摘采了许多的黄花菜，这种开满黄色花朵的草本植物，一丛丛、一朵朵儿，一会儿的功夫，就摘了两个半麻袋，在我摘花和一家人在家院里拾掇花的时候也让人照了相，留下了这些难忘的回忆，七天后回到了我们县。当年的十月份，家从二所又搬回了稻田村，永远（二所早已不存在，于九十年代撤销）离开了居住了近七年的、令人怀念和难忘的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