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我和孙洪更、小宋常议论这类问题。有些人要进步不光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也是相当主要的。实际上，我后来也想到这事儿，客观原因也包含着机会，机会也往往左右人的一生，有人要时刻有这种准备，要有抓住机会的条件，要不，主观的作用也成次要的了。
我奉领导的指示，去了汤旺河火车站一次，是上级联系好的钢材，去看看到没到货，到了就去车拉回来。汤旺河也去过，没啥看头儿，在转运站宿舍住着没事就写了段儿打油诗，汤旺河林业局因吉林有个同名的城市重复了，因此，按国家规定要改名。我奶奶有次从山东到东风来，说是到东风的，结果买了张火车票到了吉林的东风，所以这个汤旺河的旧称呼叫东风。打油诗这样写到：“初春办事到东风，转运站上住了住，以往也曾来几次，每次都在九号屋”。回来时，又在二所家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在县里还是开手扶拖拉机，天天照旧，但没多久，出了件事，这个事件彻底改变了我今后的工作。
三月的中旬，在我们县虽是初春，但道路上厚厚的积雪已被车轮反复倾轧变成了冰块。天气这时已经逐渐暖和，冰表面上已融化的一部分非常光滑，车在上面行驶比平时困难许多倍，因为是在咋暖还寒的时候，结上冰的道路要滑上许多。这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我精神抖擞，这手扶拖拉机的空车开得很快。路过以前的副食品商店时，忽然发现路的远处有一人蹒跚走来，阳光刺眼，白雪皑皑，有点儿照耀眼睛。赶忙我先拉下离合器，一看不行又拉下制动，因路滑又向前滑行了一段儿路才停下，定眼一看，那个人恰巧躺在车轮下。车停住后我双腿哆哆嗦嗦抖动着，看了看倒在车轮下的人，不看则罢，一看吓一大跳，原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时我厂一职工的老父亲，此老头儿已八十几岁，是我们县有名的长寿者。我们县的长寿者不多，因在边远荒凉之处，其地理气候恶劣、生活条件也差，人干的活也多为重活，医疗条件也不行，男人过去一般也就活上六十多岁，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多。而现在不同了，八十多岁的人比比皆是。这老头儿八十多岁了，仍来副食品商店打酒喝，此时酒瓶打翻在地，咕咚咕咚向外流淌着。我一看车轮还在他脚上压着，于是又慌慌忙忙将手扶拖拉机向后慢慢倒车，也巧，车轮两个大齿中间卡在他的脚面上。
我急忙扶着老人家上车，开车直奔县医院而去，也不远就一里多路，到了医院，马上急诊，大夫看了看整个脚，脚背上有些压红的痕迹，倒也没有外伤。赶忙拍了“x”光照片，脚骨未见异常，也无内伤，大夫说没有任何问题，老头儿哼了几声，回到他家后，我又陪着苏师傅买了二斤点心，两个苹果罐头看望了他。也巧，因为他的儿子是我厂职工，老头儿又无大碍，我们非常熟悉，家人对老头的健康又不是很关心，对我们算是非常客气。最后苏师傅慈心大发，商定由加工厂给老头一百元钱，最后双方口头商议以后无论发生何事，永无关系，一百元钱，在当时是好大一笔钱，老头儿家里人高高兴兴同意，老头虽然受了一点伤，但赚了一笔钱，此事就算是拉到。经过这事，我感到很后怕，那么巧是车轮的两齿卡在老头的脚背上，若是有一个大齿压在上面，那至少是个骨折，后果就不是这样了，这工作如何了得。我经常性子急躁，办事毛糙，这早晚是个隐患，想想此事不觉脊梁骨发凉，于是就想要坚决尽早摆脱此工作，我向高贤民的耳朵旁再三吹风。
不久，好事到来了，李英超要调到外单位去了，他在粮油加工厂是个统计，对外称加工员，何来加工员？它是做何种工作的？这加工员可是粮油加工厂的重要岗位，所负责工厂一切的原料的进入包括物料的进入，一切成品的出厂也含物料的出厂。要保证进出厂的时间，不要影响生产，要负责这些数据的统计，如小麦、面粉、麦麸子、黄豆、豆油、豆饼、麻袋、面袋，这些原料物料何时入厂，要入多少，要提前给粮库通知等等。这些事无巨细的事情都要加工员办，可以说是决定这个厂的命脉大事，高贤民看我不想做目前的工作，于是又把此重任放给了我，就这样顺利的摆脱了手扶拖拉机驾驶员的工作，从此做了粮油加工厂的加工员。
我的家庭生活有些变故，六月的一天，姨奶家的房后有个县供销社的仓库不知什么原因失火了。那天我在宿舍外练蹲杠铃，远远望着江边处冒起滚滚的浓烟，一看正是姨奶家的那个方向，不会错的。我赶快喊上宋成立朝那个方向择路而奔，跑过去一看，火势已烧到姨奶家的那栋房，是县供销社的仓库起的火，已经蔓延至我姨奶的那栋房子，救是没法救了。正好梁德英也在那儿，粮食系统的有六七个人，大家七手八脚的抢救室内的杂物，人多力量大，连水缸也运了出来。前屋的邻居王华盛家被烧的噼噼啪啪响声震天，有人说这是屋里放了太多子弹的缘故。别看梁德英这小子平时吊儿郎当，但关键有事时却勇猛无比，他冒着火势上房救火，这时被烧的子弹乱响，顶着狂风泼水灭火。要不发生在战争时出的英雄多，乱世出英雄嘛，这小子平时显不出什么，调皮捣蛋，犯些小毛病，也显不出他什么来，可关键的时候则看出这英雄好汉来了，真是和平时期难出人才啊。大火烧得子弹乱响，房子很快成为灰烬，后来清点了一下被大家救出来的东西，还好，只是有些粗笨家具未能抢救出来，一些杂乱物品损失很小。隔壁的你舅妈家也是如此，据说还丢了半袋面，也没啥损失，那时也没有安置房，只好自己想办法了，我爸爸只好来接我姨奶又回二所去居住，我从此便改为吃食堂伙食了。
当天晚上，开了团支部会，由全体团员参加，作为团支部委员，我还在会上表扬了梁德英，说他在今天的救火中表现的非常勇敢，是一个年轻共青团员应该起的模范带头作用，大家应该学习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云云，说的他还不好意思起来。我已经不知不觉的成为了加工厂共青团的头头，平时多少摆摆团支部委员的驾子。也在下半年，我已经适应了麻烦的加工员工作，而且做的还有声有色，每天统计出来的数据写在我做的一块小黑板上一个班一个班的公布，如哪个班出了多少袋面粉，哪个班出了多少豆油，到车间一看一目了然，那时谁的班好要看成品的数量和出粉率、出油率，一般的小麦出粉率是标准面粉要出百分之八十二，麦麸子是剩下的副产品，豆油是百分之十三，油的含量占黄豆的近百分之二十。但过去工艺落后，出不来，不达标是不行的。有时我在黑板报的一侧还贴上一张评论纸，上面写有某班（分三个班）好与不好，好了就表扬，差了就批评，这样一来粮油加工厂还真的掀起了一阵比、学、赶、帮、超的小*来。以致到后来有弄虚作假的情况，纠正过来也费了一番功夫。有的班长脑子活，在这个班达标后多了半斤也可能多了许多，他就把上一班超过指标的多余部分给藏起来，待有一班的指标不够时再添上，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还要把能隐藏成品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看来我这个小帮凶搞的不错，领导心里也舒坦。杨吉杰又当了团支部书记，在我的协助下更是如虎添翼，我俩把个粮油加工厂搞的红红火火、风起云涌，大有加工厂舍我其谁的感觉。
说说国家大事吧，越南的抗美战争胜利了，最近报道的不少，这是真的吗，几乎我们都不敢相信。北越怎么说赢就赢了，美国多么强大，这么快在南越就土崩瓦解了，也真是想不到。中国人民声援北越保国抗美的战争时那时声势浩大，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人在**广场游行示威，给它庆祝胜利时却偃旗息鼓了，只是平常报道一下，也是令人扫兴。
国家又出现了一件事情，是这样，一九七五年初，中国出现了一个“黄帅事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一九七四年末，**因病基本上瘫痪在*，中国的“知青下乡”运动基本上已成强弩之末，领导人重新上台后又掀起了一阵搞资本主义经济潮流运动，小黄帅在日记中发了一阵牢骚，被有意者即当时的掌握宣传舆论工具的姚文元被捧为一个“反潮流”的小孩，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在中国来了个“反潮流”运动，“反潮流”即反“资本主义中国复辟潮流”，要破“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师道尊严”，于是又开始批判现在的领导人这个运动。这在上流社会里悄然进行，这样从上到下，开展了“反潮流”运动，一个运动接这一个运动，天天把人搞的烦的要命。中国的各基层单位这时又开始了评《水浒》的活动，我们晚间每天学到九点多，老工人们困的实在不行。**有指示，说《水浒》是一本坏书，是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宋江的农民起义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农民武装起义”，真不知道怎么搞的，难到真让全国人民反他才行。以后才知道这是**病重时让清华大学的一个学古文的女教师给他念念消愁解闷时随便说说而已，是**用断章取义的办法组织舆论工具搞的一个有所指的运动，就是反对当前的右倾翻案风，我们这些不知内情的人还在认真组织大家学习呢，真是浪费时间。
我们的小提琴到了，孙洪更从上海托人买回来的，一共三把，这可是真正的小提琴，只不过是学习用的，也不贵，二十七元一把，姚巍、小宋和我每人一把，这下又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愿望。多长时间以来，一直期望会拉它，只有孙洪更有把小提琴而且他拉的也不错，跟着他还能学习，这是多么好的条件。于是，以后天天学习小提琴又是一门必修的功课，但后来小宋和姚巍他俩拉的都难听，一上了台，就如杀鸡般，只有我还好一些，勉强能拿得上台面。
这些业余爱好确实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另外我们摄影就天天只顾这件事，到处跑着去照相，给这个拍，给那个照，反正能很快就拿到相片，这事也能交到朋友，也常常因为经费问题得罪一些人。以后我就变抠门了，无论是谁，给他照了相就要钱，一张照片收八分钱钱，是在照相馆照相的十分之一价格。我们后来参加了县里的摄影小组，学习了一些有关知识，经常在看“摄影知识”这本小册子，里面有些专业术语还是看不明白，过去的一些知识书籍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是有些改进，但总觉得有点华而不实的感觉，外表看看简单，其实内容难而又难。譬如看了“怎样拉二胡”和“怎样识五线谱”，内容是简单，可是把复杂的问题浓缩了，这使它们的内容变的更复杂，这也可能是文革的*结果。有些东西难学的很，一个人琢磨也不行，不过，现在的书有些是简单易懂，可能是时代在进步吧。
我们县粮食科有个科长叫安文海，他是粮食系统的一把手，五十多岁了，身材不高，人很活泼，威信也有，孙洪更是他的秘书，王海庭是副科长，安科长领导粮食系统工作的确不错，大家对他的评价也好，勤勤恳恳、联系群众也好。他抓了些具体事情，但在年未，竟然被市里来的工作组给搞掉了，怎么回事呢？是这样，一次，边防军的一部驻军每个月要来拉他们的粮食定量，不知怎么搞的竟然缺少了一些大米，这时从外地调来也需要些时日，这可犯了弥天大罪。这件事情被我们叫做“军供粮”事件。就是给军队供应粮食，是当时我们县粮食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弄不好要上纲上线的。恰好市里的工作组在粮食系统蹲点儿，这可就抓了个典型。那时在边境这个敏感的地区，有涉及中国边防军的一点儿问题，就是个大事，实际上这个“军供粮”供应问题缓几天或临时凑一凑也是可以解决的。但偏偏安科长也是个较真儿的人，上边要撤他的职务也不行，说罪不该至此，但工作组的组长也不是个善茬子，你不服就不行，就整死你。结果这位安科长就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只能在家养老了，这是我知道的在领导层面公开斗争的首次的结局，但不知道内幕，后来才知道一些内情。
孙洪更给慢慢的说了一些，他是科长的秘书。原来起因一次非常简单的事情：安科长在这之前去市里开会，回来时坐火车卧铺的下铺，此时坐在上铺的一个当兵的长者要商量着与他换成下铺（当时不要说卧铺，就是普通座也难买，软卧要用县团级资格开的证明信），安科长的年龄也不小，上铺觉得不大得劲儿，就和这位军人几句话不和吵了起来。后来对方得知是我们县粮食科长后暗自发誓报复，仅用了“军供粮”之事就把安科长搞掉了。军人要搞掉个小地方官也容易，但我也想了许久，人一辈子能熬个局科级官也不容易，就因为这样的事儿一生就完了，可能大家都如此吧。人各有各的难处，大官有大官的难处，小官有小官的难处，各有长短，唉！也要注意一些小节啊，遇到生人时也不知他有什么后台，谨慎为好啊。
小宋调到厂里的“拉丝房”（就是给磨面机器上的碾子上面拉金属丝工作的一个房间）工作了，想不到这么好的事情让他给撞上了。“拉丝房”有台拉丝机*及隔壁有台老掉牙的车*由一个称为宋瞎子的老工人在看着，后来，拉丝机房也配了一名转业军人在看，他姓孙，以后调走了。这工作极为轻松，卡上工件后机*就会自动作业，它一道丝一道丝的拉，人可闲好几个小时，这好工作多数人都想干，无奈领导不给他们机会，看不上他们。小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太走运了。
姚巍有个好同学也是我的同学，同一个班的叫杨永福，他开始被分到我们县砖厂工作，那是同学中分配最不好的单位，离我们单位远，但是砖厂常有闲季，这时领导就派他们来我们厂里的油车间打工，一来二去，加之他是姚巍的好朋友，我和杨永福也成了好朋友，他见我和小宋、姚巍跟孙洪更学习摄影、小提琴等也很羡慕，常常来到粮食系统找我们玩、喝酒，久而久之，我们四人成了一生的好友，这种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很难得.在姨奶家的时候，墙上贴了一张大地图，我姨奶还把地图的四角用种民间惯用的方法用浆糊和布贴成了云边，我经常看，了解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概况，甚至买了本叫《各国概况》的书，这本书是袖珍本，价格三元多，相当于两天多的工资。那时我各国国名可默写一百八十多，几乎是当时的全部了，天天看，爱不释手，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记得很熟。对于我这么熟悉各国政治、地理和经济情况。杨荣福开玩笑说，你家可能有张大地图，后来他到我姨奶家一看，还真有张大地图。多年后和长利考上了中央党校，我也帮了一点儿忙，后来他以我们县政协副主席位置退休，目前在哈尔滨住，偶尔也回我们县居住。
对烧菜我的兴趣更浓了，不知道是哪天开始的，因为大家常在一起吃饭，我喜欢这种快乐的氛围，而且对烧的菜大家都说好吃，非常好吃。从一进粮油加工厂开始，对做菜就有了兴趣，刚在油车间干活时，用豆油是家常便饭非常随便。但也不是十分方便，有个青年工人叫闫得宝（是北安来的青年，后来调回去了）的有些过分，竟用豆油公开烹炸叫大马哈的鱼（黑龙江著名的鱼，学名叫鲑鱼。），被厂长发现，给了个通报批评。有一次在卸豆油时，装豆油的铁桶摔到地面上开咧了个口子，豆油呼呼的往外冒，在凸凹不平的地面低凹处形成了一个小油池，我们发现后纷纷从宿舍拿来了脸盆、饭盒等，收了回去，像这样事儿还有不少。这在我以后的做菜中大显身手起了帮助，什么“熘豆腐”、“炒干豆腐”、“熘肉段”、“熘鸡块”、各种蔬菜类的炒菜、还有“酥白肉”（白的一种用油炸肥肉做的菜）等等。凡是用油做的各种菜我都能做，还买了各种专业烹饪书用来学习专研，至今还保存着那时买的菜谱，现在我翻来看了看，那精致的彩印插图照片，每本有二百多种菜，什么“锅烧肘子”、“坛子肉”、“红烧鲤鱼”、“九转大肠”等等耳熟能详的菜名，让我回忆起了四十年前的时光，这样的书，每本才一元出头，称为“中国菜谱”。有山东、四川、北京、湖南的各菜系，是我托了孙洪更在上海才买到的，要不做的菜大家都说好吃呢。到了一九七五年我能会做三四十种日常菜了，足够摆几桌的了。
因为经常使用宿舍窗前我在菜园子种的菜练习，如“烧茄子”、“炒木耳”、“炒豆角”等等，以至于大家叫我：“黄大厨”。小宋的妈妈有点儿神经病，家里要请大家一大桌儿去喝酒，特意找我去做大厨，去了他家后，他弟弟（比我小一岁）来帮厨，开始有点儿不信任我，只见我将切好的肉在锅里扒了几下便敬佩的说，黄哥真是内行，那天在他家做了十八个菜，什么“熘肉段”、“熘豆腐”、“熘肥肠”等等，同学们吃了个酒足饭饱。后来经常做菜，每年家里的春节会餐都是我做，近四十年了，这不说谁又能知道呢，现在小宋、姚巍、杨荣福、杨吉杰仍在，丁振武可已经去了，真是时间不饶人啊！
这年年未又改选了粮食系统团总支委员会委员，孙洪更是团总支书记，汪小波是副的，我被选为团总支宣传、体育委员。又调来一位科长，是一个营级转业军官，他的老家及家都在广西柳州市，看来是发配到这里了，天天安安静静的在宿舍和食堂之间来去，也挺可怜的。他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住在一起，是单独一房间，不说、不笑、不闹、也不作为，看来上级不喜欢他才将他放在这个边远小县城的。杨吉杰当了团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赵济全是党支部副书记，副厂长，都算升了一级，皆大欢喜。小宋要走了，要当兵了，他是嫌“拉丝机房”的工作太轻松，也对解放军太崇拜热爱了，从小就想当解放军，现在，有了这么好的工作再入伍的人，真是个傻子。拉丝工也要技术，也有时间学习想学的东西，相处四年了，年轻时的友好相处，是多么的不容易，天天朝朝暮暮、吃饭住宿、来回上下班，总在一起，想想就想哭，聚了四年，就这样分手了，也不敢相信，还好，还有段儿时间，当不上兵的可能也有，我是这样想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一边写着日记同时照了张相，觉得可能有意义，旁边放着日历和闹钟，以表明时间，现在还有，的确是有意义。
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篇社论是很激励人，特别鼓舞年轻人向前奔跑，这真是一个催人前进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