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钰哲院士出生于1902年，第1125号小行星中华星就是他在1928年时发现的。
1950年时候。
张钰哲院士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并且开展了小行星轨道测定。
可当时别说超算了，国内连普通的计算机都见不着半个零件呢——国家要到六年后才会成立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且在老大哥的援助下得到了m3型计算机的相关资料。
直到1958年。
国内才制造出了每秒30次的电子管计算机。
所以在50年代，张钰哲院士和李珩先生组织了一批七十多人的团队，靠着肉眼去计算、分辨观测记录。
1950年啊……那个时间点的大环境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当时新华夏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的钱袋子紧巴巴的。
别说科研了，甚至连大典上的飞机都不够数呢：
大典上只能把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其中有9架p－51来回飞了两次。所以那个时期，张钰哲院士他们是没多少经费去拍摄相片的——因为底片很贵。
他们分辨的观测资料主要来自老大哥，老大哥当时和咱们关系还不错，三年内传了7000多份观测记录。
数量确实不少，但这玩意儿有个很麻烦的地方：
它们都是扫描版，辨识难度和原件完全是两个概念。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
张钰哲院士他们咬着牙去推导公式，然后按照差值去比较观测记录。
最终在50－54年之间，他们发现了40多颗新星，为华夏的天文学发展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肉眼对比是一种很原始、很无奈、甚至可以说很‘蠢’的方法。
但在计算机出现之前，这也是唯一可用的一种选择。
1950年如此，1850年亦然。
随后徐云深吸一口气，继续做起了校对。
只见他重新拿来一张纸，飞快的按照之前的计算过程动起了笔。
“f=@（x，y）2.4645＊x^2－0.8846＊x＊y＋6.4917＊y^2－1.3638＊x－7.2016＊y＋1……”
一分钟后。
徐云看着面前这张编号为1111的档案偏差值，眉头微微一皱。
根据档案袋上的备注显示。
这是一张1846年7月份，格林威治天文台拍摄下来的观测图像。
通过银道坐标系记录，有两张同样是黑白照的佐图。
理论上来说。
这张观测记录的坐标差，应该是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数的——还是以之前举过的从魔都偏到津门为例，正常观测记录可以确定的偏差值是魔都与津门之间的城市经纬度差，相对比较宽泛一点。
比如有可能是松江到津门，也有可能是崇明岛到津门，只能确定具体的城市。
而这张观测记录的精确值却很高，可以确定是从魔都ja区到津门wq区，顶多就是街道分不太清罢了。
但徐云计算出的数值却和档案偏移的轨迹难以互补，大致就是跑到了浦东那边……
见此情形。
徐云犹豫片刻，还是将它分到了移动轨迹明显的分类里。
或许是坐标系录入的时候有问题吧。
毕竟19世纪对于坐标的记录还是有些原始，多半影响不大。
就这样。
时间继续流逝。七点半……
八点半……
九点……
九点二十……
三个多小时后。
约翰·彼得·古斯塔夫·勒热纳·狄利克雷放下手中的笔，说道：
“银经偏差值0.7812……4229号档案移动轨迹明显！”
说完话。
他下意识便又抽出一张演算纸，准备进行下一次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