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陛下待臣如手足。臣不得不寻策以自保，吴三桂、吴王、韩信反乎，如今墓草萋萋。武神岳侯爷如何，精忠可见天日，犹遭风波亭。臣不敢比之，臣只愿平安一生。望陛下见谅。古人云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于陛下翻手间。”
“混蛋|。下，而将盐商连根拔起。对于宋兵策赵刚始终是想保住他。可是宋兵策的不告而别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而宋兵策的留书让赵刚在愤怒之余又多了几分心痛。
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种事情总是周而复始地上演，让人觉得无奈。赵刚在读到这些史实的时候，总是会因为这些自剪羽翼的怪行为扼腕叹息，所以在他当政之后，并没有限制手下的兵权，而是放心的择才而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青春，那个老大迟暮的帝国变成了积极进取的新帝国。赵刚曾经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让中国可以顺利的展开弓矛，直到成为最强的国家。
但是有的时候，历史就是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赵刚的心情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焦急而又无奈。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到现在已经是杯弓蛇影，双方都是如履薄冰。唯恐不小心跌入万丈深渊。
在没有当皇帝之前，赵刚一直认为皇帝掌管着全天下，所有地臣子都是皇帝的奴才，当然这些概念都是看那些辫子戏得出来的，戏里那些皇帝日日夜夜干个不停，一副勤政爱民的样子，不时的还微服私访一下，处理点贪官之类的。当然之后还要接受若干小妾。不过那完全可以解释称为王者之气的爆发。总之皇帝为什么不长寿，主要是累的。
等到成为皇帝之后，赵刚才知道，皇帝完全不是那回事。皇帝与功臣间地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地所有者，名义上是帝国所有人地皇帝，拥有一切的产权，但是请注意。这只是理论上的的产权。
皇帝是一个人，是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而这样带来的问题就很多，首先皇帝不管好坏都是皇帝，所以皇帝的最主要工作并不是讨好老百姓。而是维护自己地统制。也就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并不在皇帝考虑之中，也就是说一个奸臣或者是酷吏完全可以升官发财。只要他是有利于皇帝统治。
但是如何杜绝功臣们造反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几千年来皇帝绞尽脑汁也没有解决，这就有点问题了，赵刚纵观几千年来的皇朝兴衰，也只看到了唐太宗和宋太祖两位做的比较好。但是也只是比较好而已，唐太宗之后李唐的山河就短暂的变了颜色，而宋太祖则不明不白的被兄弟截了龙脉，直到9代之后才勉强赎了回来。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地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
对于这些难题，唐宗宋祖虽然处理地很好，但是从某一种角度上说，这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篡位者，所以对于后继者的防范就十分到位，比如说李世民，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地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
接下来的事情就有趣得多，李世民之下，李唐谋反罪名满天飞，大到亲王世子，小到灯草和尚都会被某逆罪名罗致入狱，终李唐一朝，谋反叛逆不断，与李世民开得坏头不无关系，而赵宋的处理办法也是很有意思。
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这句话出在斧声烛影的太宗口里显得有点可笑，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太祖就是因为这件事没做好糊里糊涂的丢了性命，太宗自然要小心一些。
在太宗得到皇位之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分离军队，构成精锐的禁军，以及乌合之众的厢军，皇帝用军权的多少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军权的文官处置，能让那些有野心的人自动现出原形。
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
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地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地。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
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地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地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地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地。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地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地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山河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
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地杀掉。剩下地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地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地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地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地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而在这一点上。宋太祖的历史性功绩就是不流血地解除兵权，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地。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地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地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地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
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地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地警惕。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地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
韩信、李世民等地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地妹夫，刘邦地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
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地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
不过，在这些事情之前，赵刚要做的就是，用铁与血迎战，他的心里很明白，宋兵策此时一定会造反，一如宋兵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原谅他一样，真正的男子汉，就需要在战场上决出胜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