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等；其二，《汉书·艺文志》所列，只是流传下来的思想学问流派及其著作，春秋战国思想群及其创造成果的宏大全貌，我们已经永远无法复原了。譬如，那时的兵器制造、水利工程、交通建设、城池建造等都在大规模发展，而当时的治水、筑路、建城、兵工等各个领域，都有专门的大师级专家与研究成果。可是，它们却没有流传下来。
我们鸟瞰的，只是残缺的历史。
即或如此，面对已经残缺的煌煌星云，我们仍然惊叹不已！
3原典思想大体系是我们的文明根基
春秋战国的原典思想大爆炸，对中国文明史有着最为重要的深远影响。
首先，这一时期对中国此前两千余年的文明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总结与大反思。自黄帝时代到大禹治水，自夏商西周到当时的春秋战国，两千余年间中国族群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历史、经验教训，都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了大规模的总结，全方位的反思。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所有关于中国远古社会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足迹、文明形态、成败得失等，都是春秋战国思想群发掘整理的结果。这种大总结，在史书与文献中表现出的相关史实与相关结论，一再为当代田野发掘，被借助科学手段的当代考古研究所证实。这充分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对此前中国文明史的总结，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其次，在总结此前两千余年文明史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思想群对当时社会实践的所有领域都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与总结，并在各个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法则。从政治文明到人民生计，从实业活动到精神世界，举凡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都呈现出极其丰厚的理论总结成果，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历史导向的作用。所有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价值评判体系，都成为华夏族群传之不朽的基本价值观念。
再次，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总结与反思，春秋战国思想群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也进行了普遍而深入的探索。如何结束长期战乱？如何结束裂土分治？如何在战争中体现仁善之道？华夏世界要不要统一？统一之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是重回分封制，还是实现郡县制？等等等等，举凡向前迈进的基本问题，在战国时代都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探索，提出了种种对策。假如没有这种关于文明发展方向的深度探索、普遍酝酿，那么秦帝国统一六国之后迅速建立起成熟的中央集权制，迅速推行郡县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第四，春秋战国所迸发的思想成果，几乎都具有原创特质，几乎都是我们民族的原典著作。即或是对先人思想与著作的注释，也渗透了创造性的诠释。此后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筛选，这些原典依然保持着永恒不朽的突破品格。由此，这一时代的原典大系，形成了我们民族最为雄伟壮美的思想圣地。
基于上述四方面的特质，春秋战国的原典思想大爆炸，成了我们的文明根基。
迄今为止，构成我们民族文明特质的生命意识、存在意识、政治意识、战争意识、价值观体系等，都是在那个时代生成的。用当代语言说，我们民族整个世界观的根基，埋藏在那个时代，而不是别的任何时代。可是，由于西汉时期意识形态的悲剧性大转折，秦帝国之后直至清末的两千多年，中国历代的官方史书，都在对那个时代进行着无休止的扭曲，无休止的抹黑。
有鉴于此，在对那个时代原典思想大爆炸进行总体鸟瞰之后，我们有必要对那个时代汪洋恣肆的思想星云，进行一番基本的分析与评估。
4春秋战国原典思想大系的历史特征
从总体上说，春秋战国原典思想大爆炸的最重要特质，在于震古烁今的创造性。
这种创造性，具有四个方面最重要的历史特征。
其一，全面性。创造的全面性，是说这两大时代的思想探索活动，所涉及的社会领域的广泛性。在此前的中国古典社会，不乏局部的个别的思想创造。在秦帝国之后的中国古典社会，也不乏局部的个别的思想创造。但是，作为广泛涉及所有社会领域的思想精神大探索的历史浪潮，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却只在这紧密相连的两个时代出现。在五百余年中，春秋战国的思想家漫如星云，对各领域的普遍清理，对各领域的普遍总结，对各领域的普遍发现，对各领域的普遍反思，构成了那个时代汪洋恣肆的思想大潮。这种对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立体覆盖式的大探索浪潮，在整个人类古典社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其二，自由性。思想创造的自由性，包括两大基本方面，一是治学的自由，二是传播的自由。这两大时代的思想探索与创造活动，在治学与传播两个方面，所受的种种社会限制，在历史上达到了最少的程度。意识形态的束缚羁绊，基本上没有。官府机构的言论管制，基本上没有。私学流派之间的竞争，完全平等。各种学派或士子个人的游说活动，基本上没有任何来自非物质领域的限制。著书也好，立说也好，传播也好，无所谓社会不能接受的异端，无所谓犯了什么忌讳。
只有那时，人生对知识思想的追求，是以充满诗意的“游学”形态表现出来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在那个时代被视为士人阶层的必经阅历。凡此等等，都使春秋战国的思想探索活动，达到了天马行空而自由驰骋的境界。
同时，国家成立的官学机构，典型如稷下学宫，非但不限制私学思想的自由传播，反而以聚合天下流派展开争鸣为最大荣耀。论战争鸣之高下胜负，不依赖国家权威力量的裁定，而在于社会实践的接受与评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在两千余年之后才得以在中国社会明确树立的价值观，恰恰在那个时代是最基本的常识。
其三，独立性。思想创造的独立性，是说思想体系的生成不依附任何权威的自我性质。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群，多有从原有流派中走出来而独立成家的。墨子、吴起、荀子三人的根基，皆出于儒家，而后却都独立成为大家。韩非子、李斯皆出于荀子学派，而后又都成为典型法家，并未如同老师那样儒法兼顾。
凡此等等，都说明了一种历史现象：那时的士子阶层治学成家，不依赖青少年时期的学习门派，而完全取决于自己在成熟之后是否具有独立的思想。一旦有独立思想，著书立说，即可独立成家，收授学生，传播思想。没有固有的师从流派之限制，没有学派之间的党同伐异。出身官府之学也一样如此，老子、孔子、庄子、商鞅、范雎等，都曾经出身于官府吏员，都曾经在官学体系中生成了自己的独有根基。但其一旦思想独立，一旦走出官府，便成为独立的思想家，再没有必须依附官府的顾忌。
思想之自由，人格之独立，在那个时代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实践张扬。国家与社会在选择人才，人才也在选择国家与社会。“合则留，不合则去”，“留者用之，去者送之”成为士人阶层与国家社会在双向选择中的普遍原则。
其四，原创性。从主流上说，从普遍性上说，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思想探索活动及其成果，基本上都是原创性的。即或是这两大时代的总结、整理、注释、辑录、记载等治学领域，也普遍带有开创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