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挑战；其二，第三次大规模治水所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为国家文明的诞生奠定了成熟的条件与深厚的根基；其三，对远古中华族群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探索与整理。
那么，治水结束了，天下就太平了吗？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伟大的治水时代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大变局，从而使我们的近古文明脚步一举跨入了国家时代的门槛？
第二编早期国家文明
夏、商、周在中国原生文明史上独具一格。我们的商战传统，我们的文字结构，我们的兼容理念，我们的工艺传统，我们自由奔放的开拓精神，处处渗透着那个时代澎湃的热血。
夏：国家文明的开端——早期邦联制
1.大禹后期社会的新冲突
治水成功之后的社会总体状况，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想的那种普遍太平。
在《史记·夏本纪》中，对治水成功后社会状况的说法是，“大禹声教播于四海，于是舜帝赐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这种说法，我们只能看做是一种简单笼统的评价，带有浓厚的儒家春秋笔法——为圣王讳，为尊者讳。因为，这种评判与包括《史记》在内的史料记载的大量具体事实，完全不相符合。
事实是：随着治水大见成效，种种新的社会问题纷纷涌出水面，形势空前复杂了起来，社会矛盾与高层矛盾也空前复杂了起来。当时，最大、最普遍的实际问题是：治水期间出现的种种社会新格局，要不要继续维护，能不能继续维护？背后的深层问题是：最高权力层与整个社会，如何看待治水期间的社会创新？大禹治水带来的社会变化，是承认下来，还是当做临时法度适时结束，或者任其自生自灭？大禹们在治水过程中形成的实际权力，是当做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还是按照古老的传统重新作出评估？
战胜洪水劫难的伟大时代风云，造就了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近古社会将如何对待这支社会力量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舜帝后期的最高联盟权力，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
（1）从矛盾复杂深刻的治水“总决算”会议，到最高权力的实际转移治水完成之后，舜帝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小型会议。
会议做什么？听取大禹和伯益的治水总汇报。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次会议只有四人参加——舜帝、大禹、伯益、皋陶。与会者中，没有另外两个当初确定的治水首领——殷契与后稷。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前面所说的那组惊人的历史密码，我们就可以合理推定：殷契族群和后稷族群，一定是在治水过程中和大禹族群发生过某种相对深刻的冲突，以致后来这两个首领不再是共同治水的上层权力的核心成员了。在后面的辩白中，大禹说到了后稷的功劳，但却只字没有提及殷契。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大禹族群与殷契族群的冲突，应当更为严重。否则，最先举荐大禹并排在治水辅佐首位的殷契，如何竟不能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呢？
所以，这次会议只有三大员与会，就很自然而合理了。大禹在治水中排斥殷契、后稷，或者说，大禹在当时已经将两大领袖中途“罢黜”出局了。虽然，这很可能引起诸多的社会不满。但是，基于大禹的巨大声望与实际力量，舜帝仍然无法举行一场所有当事者都能参与的真正公平的治水“总决算”会议。于是，舜帝特意召来了执掌“司法”的皋陶，也召来了据说五岁就开始辅佐大禹，且始终与大禹共同领导治水的伯益。大禹与伯益，显然是两个治水汇报者；皋陶，则是当时权力很大的最高联盟“大法官”，似乎担负着某种“仲裁”职责。此时的舜帝，权威显然衰落了，只能举行这样向大禹“一边倒”的会议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皋陶与伯益，都是同一族群——秦人族群的首领，皋陶是父亲，伯益是儿子。父与子能够共同与闻极其重要的最高层会议，足见这时秦人族群的力量与重要性，已经仅仅次于大禹族群了。
先让我们听听，这次会议都说了什么。
会议自然是由舜帝主持的。一开始，舜帝便请皋陶对第三次治水作出评判，自己则只听不说话。皋陶的首先评判是：“（禹治水，）信其道德，谋明辅和。”大禹则立即说话，既表示赞同，又提出问题：“然！如何？”皋陶则继续赞美大禹：“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大禹又立即表示了认同：“然。”皋陶又再次高度赞美：“於！在知人，在安民。”这一次，大禹公开表示了某种不满，叹息说：“吁！皆若是（都是这样啊），惟帝其难之（只有帝责难我啊）！”而后又义正词严地说，“（我）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第四次正式赞美大禹治水，“行有九德”，“百吏肃谨”，“五刑五用”等，说了许多话。大禹立即发问：“女言致可绩行？（你的话，可以当作对我业绩的定论吗？）”皋陶大约觉得事关重大，立即表示：“余未有知，思赞道哉！”——自己只是褒扬大道而已，不能作为定论。显然，这是逼舜帝说话了。终于，一直沉默的舜帝开口，允许大禹也可以敞开心扉。
还是在皋陶的配合下，大禹痛心疾首地叙述了自己在13年治水中的艰难奋争：“……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以及与伯益率民种稻，才能吃到一口热饭鲜食；与后稷率民种菜，民众才有难得之食；粮食少，就调有余以补不足，还得迁徙民众；决九川，致四海，民众才得安定，万国才得大治等一大篇陈述。
大禹陈述完毕，首先得到的还是皋陶的赞誉。得到皋陶的拥戴，大禹以感喟的语气，对舜帝发出了隐隐的警告：“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总的意思是，要谨慎行权，天下才能安宁。最后，舜帝只有万分感喟地将大禹赞美了一番，请大禹辅佐自己的政事。
显然，这次重要会议，实际上成了皋陶的颂扬会和大禹的申述会。这次质询，意味着最高联盟权力对大禹治水功绩完成了最终形式的肯定。舜帝的寡言与顺势应对，显示出年迈的最高领袖权力已经衰落。其背后的事实是：舜帝统领的“天子”族群，已经不再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了。舜帝只有顺势而为，对既成事实的大禹权力采取承认态度。紧随之后的重大变化是，“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接着的事实是，“帝舜荐禹于天，为嗣”。这就是说，皋陶开始以最高联盟权力的名义下令：全社会必须服从大禹，否则，以刑罚处置！之后，舜帝举行了祭天仪式，将禹的功业告知了上天，并正式举荐禹为自己的最高权力继承人。
这一重大变化，意味着大禹已经由一个族群首领升格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大禹族群，也跃升为社会轴心族群了。其连带的后果是，治水期间形成的新的社会格局，以及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必然要以新的形式固定下来。整个近古社会，开始出现了向一种崭新的秩序转化的可能。但是，这个转化过程，必然是艰难而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