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赵曙晏驾。左右大臣急忙派人召太子赵顼入宫即位，但此时宋英宗的双手忽然又动了一下，守在灵旁的曾公亮担心宋英宗还活着，连忙告知韩琦(时任宰相)，要韩琦派人阻止太子进宫。韩琦十分镇静地说：“若先帝复生，即为太上皇，不得阻止太子入宫。”当时身为太子的赵顼被召入宫，临行前对东宫诸人说：“汝等谨守东宫门户，若陛下已选定更佳继承者，我还要回来的!”太子赵顼入宫后，在韩琦等人的拥护下即皇帝位，是为宋神宗。神宗即位后，尊皇太后曹氏为太皇太后，皇后高氏为皇太后，晋封弟赵灏为昌王，韩琦守司空兼侍中。
虽然曹氏不是赵顼的亲奶奶，赵顼也不是曹氏的亲孙子，但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二月朔日，神宗初御紫辰殿朝见群臣，随即册立元妃向氏为皇后。向氏系故相向敏中曾孙女，父名经，曾为定国军留后。治平三年，出嫁颍邸，封安国夫人，至是立为皇后。
却说司马光字君实，陕川夏县人。父亲名叫司马池，任天章阁待制（宋代官名），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当时他的父亲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
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熟练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
有一件事使司马光闻名九州，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说是有一天，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庭院里捉迷藏。
有一个小伙伴悄悄地爬上了假山。假山旁边正巧有个大水缸，里面装满了水。
这个小朋友一不留神，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进大水缸里。
伙伴们一下子慌了，有的跑去找人，有的大喊：“救命啊!救命啊!有人掉进水缸里啦!”
司马光飞快地绕到假山后面，曾曾几下爬到水缸边，使劲儿伸手去拉水里的小伙伴。可是手臂太短，够不着。同伴们又急又怕，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司马光的脑子里飞快地想着救人的办法，突然，他瞥见地上有一块大石头，司马光顿时有了主意。他飞跑过去，用力搬起地上的大石头，使劲儿朝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里面的水“哗”的一下子流了出来。
水缸虽然坏了，不过掉进水缸里的小伙伴得救了。
司马光五岁的时候，有一次请姐姐帮忙剥掉胡桃的皮，姐姐弄了半天也没有剥下皮，她就生气地走开了。
一会儿后，家里的女佣看到司马光想吃胡桃就过来帮他，舀了一碗开水，把青胡桃放进了水里用开水一泡，皮很容易就被剥了下来。司马光的姐姐进来后看见他在吃胡桃，就问是谁帮他剥的。司马光说：“当然是我自己剥的了，我想了个办法，用开水一泡这皮就剥下来了，你看我聪明吧。”
正好司马光的父亲在外面看到女佣教司马光剥胡桃皮的情景，看到他撒谎便走进屋来，狠狠地训斥他：“你这孩子，怎么能说谎话！”
司马光知道自己错了，立马低头认错。从此他牢记父亲的教诲，诚实做人，不再撒谎了。
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司马光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巨蟒疼得一震，滚到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司马光诚实聪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亲喜爱。每逢出游或者与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在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他。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也把司马光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教育。
司马光二十岁参加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同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庆历元年，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故乡夏县。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即席赋诗：
“不辞烂醉樽前倒，
明日此欢重得无？
追随不忍轻言别，
回首城楼没晚烟！”
这时的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旧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的《边议》10卷很有见地，司马光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与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桉，庞籍被解除节度使之职，贬谪青州知事，司马光向皇帝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庞籍得知司马光为自己辩解，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庞籍与司马光互相支持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司马光任职同知谏院期间，多次向仁宗上书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终于立赵曙为皇太子。
司马光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