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青铜器的命名，自然不会严格按照学术规定的来确定。
就比如这大小盂鼎，就属于阴差阳错被确定的名字。
而事实上，不管当时命名的对错，学术界却沿用了最初的定名。
当然，这也是有规则的，因为后来用的规则就是：即用大小来区别同一个盂所做的两尊青铜鼎。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
常见的说法是，“廿三年”盂鼎体量较“廿五年”盂鼎更大，正如大克鼎与小克鼎那样。
体量的大小，成为命名大小盂鼎的标准。
但是，出土后不久，小盂鼎便在利欲熏心的猎奇者手中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剑来》
现在有记录的铭文，只是当时只留下了几幅漫漶不清的铭文拓片。
据陈梦家先生的研究，见于着录的小盂鼎拓片，出自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
私人收藏原拓者有陈介祺、于省吾以及齐鲁发现的两拓。
而最初的着录者，也没有记录小盂鼎的尺寸和器型、纹样，使得现代一些专家，无从比较大小盂鼎的体量。
然而，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两器铭文拓片来看，大盂鼎铭文共计291字。
小盂鼎因为锈蚀太重，人们仅能够辨认释读100余字，但推测原铭有400余字。
从字数来看，小盂鼎铭文远多于大盂鼎。
尽管前者字体较小，但其庞大的数量，必然需要更大的腹壁空间。
因此不由得使我们对两器大小，充满疑惑。
近来有学者发现，清末齐鲁潍城收藏家陈介祺，在一封写给另一位着名藏家吴云的信札中，有这样的语句：“大盂鼎容八石，小盂鼎容十二石。”
如前所述，陈介祺藏有小盂鼎原拓，而作为海内闻名的藏家，陈氏应当见过原器，甚至可能亲自测量过其容积。
根据两器容积可以想见，小盂鼎实际上要大于大盂鼎。
因此，最接近事实的是，大盂鼎因铭文字体较大，而得名为“大”，小盂鼎则相反。
这也成为青铜器命名中，最独特的一例。
当然，名字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东西在哪！
可以说，大小盂鼎的经历都十分坎坷。
对于这样的宝贝，是个人都想要，这也就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当时的岐山县令周赓盛仗势欺人，他以借鼎欣赏的名义，将宋家的大盂鼎骗走，其实是悄悄地将其卖到京城。
事情就是这么巧，在当时宋兆奎的孙子宋金鉴，就在京城做翰林。
他在琉璃厂闲逛的时候，发现了这尊大盂鼎。
自己家的东西，他焉有不认识的道理？
他就用3000两白银，又将这尊大盂鼎赎回。
然后不远千里，又将其送回西陕郿县的家中。
我国有句谚语，叫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这句话的意思是，富裕的家庭，一般超不过五代，就会变得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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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系统不正经】【】
当时宋家的后代有个官迷，他花钱捐了一个后补知县。
为了将知县落实，他就不惜将小盂鼎，送给了当时的西陕巡抚，那个巡抚就让他成了东阿的知县。
大盂鼎被另一个抽福寿膏的宋家子弟卖掉，解放后，大盂鼎被大海一个大收藏家献给了国家。
接着说小盂鼎的下落，根据史学家研究，这个宋家的官迷子弟，将小盂鼎送给的西陕巡抚应该名叫升允。
随着清政府在1912年灭亡，升允的好日子也到了尽头。
虽然他也折腾过，先后在津和岛青联络宗社党人，图谋复辟，可最后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饱受打击，并于1931年病故于津城。
升允手里握有一件西周的青铜重器，他始终是秘而不宣的。
可是他去世后这个小盂鼎，又成了升允后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这里是推测，因为当时社会环境混乱，只能按照世俗的处事方法，来推断一下小盂鼎的下落。
当然，这不是平白乱推测的。
因为之后还有记载小盂鼎的着作，比如张扶万曾经在1938年《西北史地》杂志发文，里面就有相关小盂鼎下落的记录。
《商周铜器多出于今西陕凤翔岐山宝鸡眉县扶风各县说》之中，曾经提到过这个西周的传世重器。
小盂鼎，或云亦宋金鉴家物，民国初年，陆建章为西陕督军，得之。
陆去陕时，为朝邑王飞虎（即王银喜）截获于省垣东关，载归朝邑。
王死后，为部下傅振甲所得，以后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