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赵顼对于自己儿子的变化只能用瞠目结舌来形容，他没有想到这么点一个小孩子居然能够说出这么多的大道理，要不是幼稚的童音和稚嫩的身材的话，赵顼都要怀疑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已经十几岁了。
惊奇归惊奇，皇帝赵顼对王静辉的教育方法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尽管他自己是从宫中读书读出来的皇帝，但却一直反对读死书，在朝中也非常看不起那些读死书的大臣，要不然王安石这样充满革新性的大臣哪里能够待在朝堂之上。
不管怎么样，小赵煦的话虽然是实话实说，但无疑反应的是变法过程中的黑暗面。现在的变法条例已经与历史上有着太多的不同，已经推出的免疫、青苗、农田水利等诸法已经完全变样；在淮南东路、京畿路和两浙路所试行的均输法，中间由于王静辉在楚州和杭州巨大的影响力和众多追随者在其中任官，这淮南东路和两浙路的均输法都已经被“篡改”，就是当初有几个想拍王安石马匹的地方官员强行推广均输法，也被王静辉的学生和故旧不动声色的给收拾掉了，变法派对此既怒又怕，不过这两路财政上缴的数额逐年增大，杭州和楚州这样一州之地上缴的财政税收甚至能够顶的上一路的财政收入，只要钱没有问题，王安石也懒得多事为此招惹王静辉地不满。不过他手下地吕惠卿、王雱、谢景温等人对此可是大大的不满——他们无法从这两路中捞取好处。甚至派出去的均输法提举官员想要捞油水，结果直接被王静辉一张弹章送到崖州去了。
至于保甲法是王安石借着灭夏大胜的机会向朝廷上奏的新法条例，因为在熙宁三年三月地时候，地方官员赵子几上书说，他往来畿内诸县乡村。近年以来“寇盗”(指起义农民)充斥，当地敌不过。纵然有的捕捉到官，余党互相帮助，起来报仇，非常厉害。因此，他建议实行从前有过的保甲，归官府指挥“专于觉察奸伪、止绝寇盗”，即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四月，司农寺据此建议。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主户中“物力最高”和所谓“有才干心力者”即最大的地主富户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福保正。主客户有2丁以上者都要抽一人做保丁，训练武艺。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巡警，遇有“盗贼”报大保长追捕。同时保内有犯“强盗罪、杀人、谋杀、放火”等案。知而不告，连坐治罪。保内如有“强盗”三人以上居住三天。同保邻人员不知情也要治罪，先在开封府畿内诸县实施，然后在各路逐步推行。
王静辉开始的时候对保甲法认识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未从中作梗，但是没有想到这保甲法最大的坏处便是在农忙时节也要进行军事训练，耽误农时从而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看天吃饭的农民碰上灾年的时候本来生活就已经非常困苦了，再加上这么一折腾说不好地里的收成一年便荒废了，这同样也能够要百姓地命。
对于保甲法在王静辉的眼中不过是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若不是官逼民反地主和当地的腐败贪官搜刮百姓太过厉害以至于活不下去，王静辉很难想象有什么能够让甘于太平生活的农民拿起菜刀造反。至少王静辉所知道的中国历史凡是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官府地腐败，外加地主的严苛盘剥，以前他不愿干预这块事情，无非是他太过天真——以为如果能够解决朝廷在目前阶段的财政困难，朝廷就不会加赋百姓，而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也可以从通过发展商业，使地主的目光不局限于土地而转向工商业，看来他所打算的一切都错了，还错的这么厉害！
这也不能责怪王静辉，毕竟他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洞察先机，王安石的新发条例后世的历史书中所记载的都很详细，不过对保甲法只是一笔带过，对农田水利法则是大加赞扬，却忽视了各地烂修水利工程造成了诸多浪费。对于王安石的每一项变法内容，王静辉都曾插手干预过，不过就是在这保甲法上，也赶上了他妻子正在怀孕的关头，他也没有放在心上，而且对保甲法所引发的弊端考虑的也是不够，才会有这样的后果。
吕惠卿因为为父丁忧，回来后尽管在变法派阵营当中地位不低，但官职还是个崇正殿说书，最多参与新发条例制定，还没有达到曾布、韩绛、章淳那样有资格负责推广新发的地步。若是吕惠卿参与其中也许会小心谨慎免得被人抓住把柄，但是韩绛等三人严格的算起来还是好大喜功之徒，底下的官员摸透了他们的禀性之后便投其所好，这底下的百姓可就要遭殃了。
现在不光是保守派中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多，分成了几个主要的流派团结在司马光的旗帜下和变法派作对；就是变法派内部也是有着诸多不同的思潮，从人事、对变法认识的角度上也分成了几个派别，令人比较遗憾的是，这个被后世极为诟病的奸相；吕惠卿所领导的小派别还是属于会做事、干实事的那一派。
韩绛、曾布、章淳等人虽然是好大喜功，但终究还是愿意推进新法实施的，这不仅关系着他们的前途，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终生的政治抱负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不过有良好的愿望和有能力能够执行是完全两码事。而吕惠卿不同。吕惠卿在刚认识王安石地时候也是抱有同样的心思，而后来他成为“护法善神”被大宋士林誉为“颜子”排在王安石之下的时候，他就已经迷失了。
吕惠卿有着令人惊叹的政治嗅觉，为人也刚健果断，有才能有手段。在王静辉眼中要不是吕惠卿走错了方向，这个人在二十年后完全可以成为比肩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人物，不过现在这个“颜子”先生一边帮助王安石来收拾保甲法所造成地危害，另外一边则是将他和王安石来往的信件都仔细的保留下来——这小子知道王安石变法将全天下是人都给得罪了，借着王安石完成快速高升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想和变法派共存亡，这种事情他是绝对不干的。
吕惠卿虽然也意识到王静辉在搞平衡。但他不愿意吧自己的前途压在左右摇摆地王静辉身上，若是王静辉翻脸不认人，那在短时间内便可以让变法派陷入深渊之中。到时候变法派唯一的救命稻草便是皇帝。不过现在朝中数遍大臣公认的“受宠排位”便是驸马第一，王安石次之，司马光再次之。像这样将希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地做法，他吕惠卿可不愿意。他宁可自己掌握命运也不愿意受制于人。当然他可以被王安石所左右，至少王安石可以算得上是他地恩师——尽管他正在背后算计这个恩师还能够走多元。他是王安石在大宋士林中公认的最佳学生；要是让他受制于王静辉，那他在心中永远也不可以接受的——驸马是个外戚，他还是有这个“自尊”的。
王静辉想要废除保甲法，顺带将还在三司条例司拟办地保马法连带废除，不过他这次却没有绕过王安石向皇帝上书，毕竟这次与以往不同——保甲法和还没有颁布的保马法在王静辉地眼中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改良的办法，况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后面王安石还要打算改革军制，在王静辉看来这是十分有必要的，至于赵子几所上书地方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军事上考虑正好可以用军制改革的方法来消除，要是治本的话就要另想办法了。
董太师巷，这里依旧是大宋现任宰相的住地，这是太上皇英宗赵曙赏赐给王安石的府邸，距离皇宫的位置非常近以便随时召见王安石入宫。从这点上说，在英宗时代的时候，王安石还只是一个翰林学士颖王太子的老师而已，他能够享受到如此待遇除了当时王安石在士林中具有无比的声望之外，英宗赵曙当时对王安石的打算绝非是“留给儿孙做宰相”那么简单，若不是赵曙身体发生这么打的变化，很难说就在英宗时代王安石便可以发动变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