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搀扶着把我放上了轮椅，说之后要带我去做检查。她年轻极了，胳膊又扁又细，但把我撑起来时却几乎是毫不费力。老刑警顽固地拦住了她，伸出老树根一般坚固的手掌牢牢攥紧我的胳膊，不由分说地呵斥：“我话还没说完呢。等我说完了你们再带他去做检查，不急这一会儿！”
他蛮横的态度这次不管用了，护士扭过头，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哪有先审问再治疗的。我们配合你们警察办案，你也得配合我们医务人员的工作吧。”就这样把我推走了。
我眨着酸胀的眼睛，双手垂在大腿上，看着眼前的景物变换，从病房的门，出来是白墙，转弯，到了医院过道。原本的安静不见了，这里人影交叠闪过，到处都急匆匆、乱糟糟的。
在轮椅逐渐远离的时候，我听到老刑警和杨坤说，希望借用他一点时间，了解一下情况。
杨坤推脱着拒绝了他，说民警同志已经记录过了，他还有事，剩下的事情几位警察可以互相确认一下。
我数次从不同的检查室里进进出出。医生动我的腿，动我的胳膊，套着塑胶手套的手把我捏捏揉揉。疼了我就啊啊地叫，不疼我就独自发呆。然后是影像学检查，医生让我躺下，我就乖乖地躺下，等上几秒，机器轰得开始工作，说好了没问题了，我就自己坐起来，再滑回到轮椅上。
思绪从我的身体里钻进钻出，有时被疼痛打断，我不得不回过神来，但很快地，又觉得自己与眼前这洁白的、齐整的世界格格不入，看什么都像是透过了一层迷雾，视觉变得不真实，触感也生分了起来。我真成了活着的幽灵一般，他人的一举一动，都会惊吓到我。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甚至想要再回到地下室的黑房子里去，至少那里已经呆惯了，不像眼前的一切那么陌生。
医院处处传来消毒水的气味，那股子令人牙齿发酸，贪婪地嗅个不停的味道。这股气味让我想到了小时候，我和君君都还在兴姚农村的时候。我们沿着长长的荒地往前走，左边是长满野草的草地，右边是人工挖建的河槽，里面养着河鱼的鱼苗。日光洒在河面上，仅照亮了远方的一处水面，那里白白的亮着，闪着粼粼的光。其余的河水都是墨绿色，有黑色的庞大鱼影在其中跃动，四周围着一米高的网。
我用脚踢路边的石头，看能运送到多远的地方。如果它能跟我到家，那我就把它擦干净，收藏起来。如果不行，也就算了。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么些无聊的东西，事实上我也没有别的消遣可做。
突然君君开口跟我说：“待会儿绕个路，陪我去卫生所走一趟。”
我问他：“咋了，身体不舒服？”
君君低着头，他有时会露出有许多心事的模样。
“去找医生开点安眠药。”
“开那玩意干啥？睡不好？”
君君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不是。多去几次，攒着，以后自杀的时候用。”
他这话可把我吓坏了，我连忙去拽他的手臂，缺乏创意地劝他：“别呀，诶呀，你别这样。”
我拽着他，急切地看他的表情。他看我着急，好像有点欣喜，总之那些神秘的心事消失了。
“你紧张啥，我开玩笑的。”
“切，哪有拿自杀开玩笑的。”我松开了他。
“我妈就老这么说，没见她啥时候真的死。”
危机解除。但这自杀啊死啊的话题让我很不舒服，身上像是趴了臭虫，急切地想要甩开：“就你爸那样，真够你妈受的。你要是不想在家呆，咱们俩就出去打工呗。”
“出去打工，说的容易。去哪儿？”
我想了想，附近有什么还像样的地方。不过，既然要走，那不如走得远远的。
“泸阳怎么样？我听人说那边发展不错。”
君君焦急了起来：“啊？那么远？我们去了干什么啊？”
“去了再看呗，在这里光是说有什么用。”我变得不耐烦。
我们接着往前走，泛着白光的水面被停留在了身后。
“你真带我去啊？”君君小声地问我。
我不敢做出承诺，也多少觉得烦：“什么我带你去，是咱俩一块儿去。你也是个大人了，怎么老想着谁带你这种好事。”
“噢。”他被我训斥之后，变得很沮丧，又低头不语了。
和君君说话，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烦躁。他性格有点黏糊，当他抓到你，就总往你的身边靠。偏偏我最烦有人缠着我，也看不起他像个狗皮膏药。
我继续踢着石头走路，君君在我前面走着。路过一处凸起，石头滴溜溜滚到了河边。我愤恨它命不好，不能跟我回家，只能明天换一颗再来试试喽。
正在我心烦的时候，君君又黏黏糊糊地开口了：“我今晚能不能睡你家啊？”
我立刻质问他：“你自己有家不回，老上我家干什么？”
“今天我爸他们哥几个聚会。喝多了就要闹事，我怕他们收拾我。”
我想了想他家的情况，的确是有事没事会揍他一顿，一群神经病。但我又在犹豫，帮了他这次，下次他会不会还要找上我。
“我就住一晚上，帮你写作业，好不好？你要是想，我还能给你操。”
“说什么呢你。”我急忙打断他，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生怕有人把他的话听见了。好在周围只有风声，并没有人。
“行不行嘛？嗯？”他不依不饶地问我。我只好发着火回答他：“行行行，行了吧，追着问的，烦不烦。”
耳边的机器还在轰轰地运作着，透光的荧屏上，医生挂起了五六张x射线图，给我讲解说这里位移，那里成角，还有的地方不是骨头出问题，是内脏破了，局部出现肿胀。
还是我醒来时看到的医生。她留短发，烫着卷，年纪大约有五十上下，此刻给我讲解治疗方案，对我说住院这几天一定要注意休息，肋骨自己长长就能好。注意饮食清淡，别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性病方面，不要太担心，现在发现得早，还是一期，不严重。听医生的话，按时注射青霉素，还是有根治的希望。另外私生活方面别人都帮不到，要自己多注意，必须使用安全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
我问她：“我是一期，那一共几期啊？”
“总共是三期。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一期都是皮肤粘膜上的症状，大多数都没感觉，普通人很少留意的。到了二期三期就严重多了，对骨关节、神经方面都有损害。这个病传染性强，以后你跟家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衣服、洗漱物品要单独放，洗澡的毛巾不要混着用，有条件的话最好分开使用卫生间马桶。”
我没有家人，不担心给人传染。我在心中默默念道，但没有说出口，我怕她可怜我。
“神经？神经损伤是说胡话那种吗？”
医生对我的询问露出吃惊的神色，好像在惊诧我还懂这些。
“一些人是有这样的症状的。像是焦虑、紧张等等的情绪反应，严重的会出现精神问题。像是说胡话，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听到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老觉得有人要害他之类的情况，临床上都是有的。一般到了这个阶段就比较棘手了，并发症不好治，所以你可要抓紧机会，好好治疗。我们院的精神科就有几个病人，在精神科治疗了几年不见好转，一检查才发现是神经性梅毒。”
呵，我冷笑出声。应该就是杨坤了，我的病应该就是从他身上得的。整天嚷嚷着有人要杀他，搞得我也鸡犬不宁。
见我不合时宜的冷笑，医生叹了口气，对我说：“你没病就不要装作精神病了。好好配合治疗，别一天天吊儿郎当的。你还年轻，等出院了还有大好前程呢。出去之后就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多干点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第二天中午，老刑警和小警察又来了。
最近天已经完全热了起来，我在病床上能看到骄阳如日中天，天空蔚蓝着湛亮。他们穿着便装，上衣是系扣的白色化纤短袖，裤子穿的是黑色西装，脚上的皮鞋有几道很深的裂纹。这套装扮在这个天气里算得上是热得恼火。
老刑警给我提了点水果，塑料袋装的硬桃。他把水果放在枕头边的床头柜上，又把胳膊下夹着的公文包一并放到了上面，然后拉了两把椅子，给自己和跟班坐下。
他们今天看起来随意多了，心思甚至不在我的身上，而是飘忽不定的，悬浮着一种解脱和喜悦的情绪。我说不上来，但也许是我想多了也说不定。
他刚一坐下，就又摆出那副专注和严厉的表情。小跟班已经掏出本子，翻了几页准备开始记录了。
依然是老刑警先开口：“都是老熟人，见了好几回，那这次就不互相介绍了。”
“行。你们问吧。”我躺在病床上，左腿被绑得高高的，挂在床边的铁架上。右胳膊蜷在身前，像是鸡翅膀。身上还有青青紫紫的好几处伤口，被晾在外面不管了。在这幅情境下，我只能摆出任人宰割的模样。
老刑警调整坐姿，开始了问话：“3月11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这问题已经问过了一遍。“我在阿波罗，值夜班。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五点。”
“有人能证明吗？”
“当天晚上在阿波罗上班的人都能证明。出勤表、监控，上面都有我呢。”
“你确定？”老刑警挑衅般地问我。
跟我玩心理战，简直可笑。我做出疲惫的模样，开口重申道：“我确定。”
“4月23号下午。在我们去到你家里，对你进行情况了解之后，你去到了哪里？”
他说的是我去杀四爷的那天。
“我去了阿波罗。”
“你去阿波罗做什么？”老刑警直勾勾地盯着我，不放过我任何一个表情。
“我去上夜班。”按理来说那天不是我出勤，表格上应该没有我的名字。但我只能这么回答了，按照练习好的那样。
“你几点出发，几点到的阿波罗？”
“大概是下午六点半出发的吧，七点钟就到阿波罗了。”
“七点，离你的上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哦。”
我抢答道：“对，早点儿去，在领导面前多表现表现。”
“然后呢？”恐怕接下来才是重点。
“然后，不知道怎么跟人起了矛盾，就打起来了。”
“和什么人打起来？”
马黄和小梁。但我知道不能这么说。要是警方已经逮捕了马黄和小梁，凭那两个软脚虾，我的事早就被抖落出来了，还需要在这里接着问？
“不认识，脸也没太看清楚，只记得是几个男的。”
“几个人你还记得吗？”
“三个，或者四个？他们几个人揍我一个，我光挨揍了，根本没心思数数。”
“他们打你一个服务员，那么多围观群众，没人帮你？”
“我当时还没换上工作服，没人知道我是服务员。再说了，场子也乱，音乐声特别响，群魔乱舞的，根本注意不到我这儿。”
老刑警从上衣的口袋中掏出眼镜，戴到鼻梁上，拿过小跟班的记录本，往前翻了几页，不知在看些什么东西。莫不是马黄和小梁已经被抓到了，还是四爷那个混蛋告发了我。我心里焦急得不行，却还要摆出一副扑克脸。他读完之后合上了记录本，把眼镜放回口袋里，重又看着我，用那双浑浊但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球。
“他们把你打了一顿，然后呢？”
“然后我被那几个混球关到地下室去了。”
“被关了几天？”
“大概一周。”小跟班在这里像是做了重点标注。
“有人给你送饭送水吗？”
关于地下室的回忆让我浑身发抖，这些痛苦的反应当然逃不过老刑警的眼睛。
“没人送水，也没人给饭。那地方阴恻恻的，一股臭味。我全靠舔墙上的水雾活到了现在，真他妈够恶心的。”
听了我的描述，老刑警不为所动，接着问我：“那你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情况？”
地下室咚咚咚的舞步声又回到了我的脑袋，我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其中。
“开始两天还有音乐声，有人跳舞，后来，就彻底安静了，人像是走光了一样，一点儿人声也没有。”只有我和那间谜团般黑暗的屋子，这世上的一切都像是不存在了。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问到这里，老刑警像是有点得意。
“为什么？”
“王四，你们阿波罗的老板，江湖人叫四爷的那个，已经死了。尸体昨天刚被发现，经过验尸判断，死亡时间是4月24号，和你的受伤时间重叠。如果警方能证明你在地下室被虐待的经历属实，那么在这件案子上，你就不存在杀人的嫌疑。你啊，应该很快就能在新闻报纸上见到他了。”
“四爷死了？”我很震惊。“怎么死的？”
老刑警紧咬不放：“你觉得他是怎么死的？是被谁杀的？你觉得谁最有嫌疑？”
我陷入了回忆的沉思。杨坤。被杨坤枪杀的。那天晚上杨坤用棍子差点敲死我，得到了四爷的信任。第二天，他就抓住了机会，趁着独处的时候把四爷干掉了。
“不知道。四爷这样的大老板，我平常见都见不到，他跟谁有仇我要怎么了解。”
后面的小跟班已经停笔了，他做出要写的样子，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记下一个字了。不过，我也知道。笔记只是做个样子，真的记录都是靠藏着的录音笔的。
“嗯。”老刑警对我的回答像是很满意。“昨天我问你的，你还记得吗？”
我或许是松懈了，或许是不愿再装傻，总之当下我的判断是聪明一点，他还有的是话要说呢：“你说沾血的衣服那回事？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老刑警点了点头，又跟我玩起了猜谜游戏：“第三个人你猜是谁？”
不是我。那就是杨坤。再或者，难道是四爷？
“不知道。这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别急着撇清关系，你发挥一点想象力。”
我被诱惑了，期盼着快点得到答案，吞吞吐吐地说：“难不成，是四爷？”
他哼地笑了一声：“还真被你说中了，就是四爷。”
我眼里兴奋的光一闪而逝，结束了，这次真的结束了。杨坤这家伙，犯着病还这么顶用，办事真他妈的可靠。
“你很高兴？”老刑警轻松地问我，像是聊家常一般，就好像他不是刑警，我也不是被他审问的嫌疑犯。
“四爷这人的传闻，我多少听说过一点儿，他死了，多多少少也算是造福社会了。”
“我是问头发不是你的，你很高兴吗？”
我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当然，当然高兴了。本来就不是我干的，能证明这点不该高兴吗？”
“不是你干的你怕什么？”老刑警问我，但他显然不打算在该不该高兴这件事上纠缠下去，只是继续注视着我，盯得我浑身发毛。
他在用眼神告诉我：“这次被你逃掉了，但你要小心着，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呢。”
“近日，泸阳市警方向媒体通报，该市内长期被黑社会邪恶势力笼罩的阴霾终见曙光。据警方透露，本地最大黑社会犯罪团伙的首领王四，已于本月24日被确认死亡。初步调查显示，王四的死亡与黑社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其遭遇致命枪击。在扫除犯罪团伙的行动中，警方正密切追缉团伙的核心成员马黄和梁辉等人，力求将罪犯绳之以法。
泸阳市警方强调，将持续加大打击黑社会犯罪的力度，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全市警力已经全面部署，确保不留任何遗漏，彰显法治的威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拄着拐杖，人高马大地站在咨询台的前头，蹭着墙壁上挂着的有线电视机看。和我一样在病院里遛弯的还有几个老头，他们正一个个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左左右右地伸着脑袋，对我大声地斥骂道：“你把电视都挡完了，还让不让别人看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素质这么差。电视又不是你家的，不是只给你一个人看的！”
看起来，他们还没搞清楚我的凶恶，还不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收拾自家隔壁的老头老太，让他们连响屁都不敢放的。但眼下我要做个好人，要随时准备着接受警察的盘问。我只能一蹦一跳地闪到一边去，跟他们低声下气地道歉：“不好意思啊，各位活不长的老爷爷奶奶。我这人没眼色，耽误了您老不死的们看电视，大家见怪，见怪。”
电视机屏幕大概只有我的两个巴掌大。四爷那张癞蛤蟆脸被挂在屏幕的右下方，在照片里他戴着墨镜，侧身向摄像头瞟来，看着十足的黑社会大佬派头。和他的照片并列着的是马黄和小梁的证件照，都是红底的。二人留着寸头，憨里憨气，但三角眼中暴露凶光。老实讲，从面相上看确实都不像好人。
咨询台的护士反复地抬头偷看我，我以为她暗生情愫，对满脸刀疤的我含情脉脉呢，直到她小声地开口问我：“这几个人你认识吗？”
“啥？”
“我们听说你以前是在阿波罗歌舞厅上班的，那里不是四爷的场子吗？电视上这几个人，你认不认识呀？”另一个小护士也凑了上来，她们两个靠在一起，好奇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不说两句不行：“我就一当服务员的，还能认识四爷啊。不过，旁边那两个，我倒是见过……”
“哇哦。”二人发出了小小的惊呼，互相激动地对视一眼。
“但也就只是见过。人家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还配和他们几个说话。”他们是内场保镖，我是四爷专属的杀手。
“太吓人了，还好你跟他们不认识哦，要不然不得了啦，听说现在警察每天在阿波罗门口巡逻。”两个护士又交头接耳起来，她们讲话速度极快，露出兴奋又庆幸的模样。这大概才是普通人看新闻联播的反应，毕竟阿波罗里发生的坏事，四爷是生还是死，都离他们的生活相去甚远。
住院三周来，总共来了四波刑警，全是冲我来的，还换了几个人轮流地进行审问。当然见的最多的还是老刑警和小跟班的组合，他们的风格是师傅讲话徒弟记录。这之后来的两对采用的都是红白脸战术，一个和风细雨地问我问题，另一个嗖嗖地释放冷箭。老实说，朋友们，我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每天没完没了地输液，全身的骨肉细胞都像被换过了一次一样。包括我的大脑，我珍贵的记忆神经，也已经大变一场。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阳光开朗的小伙子了。我的鼻子上挂了十公分长的裂伤，上面粗粗地缝着针脚。医生以为我没钱付手术费，只随心所欲地对我缝缝补补，针脚粗得令人不敢置信。我看着像个破烂的洋娃娃，还是百家布拼凑成的那一种。每天起床，当我面对镜子刷牙的时候，我都会恍惚镜子里丫的是谁。
他比我衰老多了，眉毛眼睛向下耷拉着，看谁都像在求救，一股被摧残狠了的模样。这些天在病床上，我实在是无事可干，只能反反复复地缝补我的记忆，东拉西扯一些不存在的事实出来。时间久了，我竟然也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朋友们，我已经完全相信了那个被我不断重述的故事：我是张天龙，在阿波罗上班的，干了四年，稀里糊涂挨了顿打，被惨无人道地关在地下室里头，然后命好，被救出来啦！谁救的？我不认识。四爷死了！肖东是谁？我什么都不知道哇。
在那群警察老帽儿里头，最厉害的还是老刑警。他不知怎得找见了原先阿波罗门口当差的门卫小弟。那小子一身肌肉，但是个胆小鬼，警察一来就什么都敢往外吐。据他所说，我在阿波罗里头是有地位的，人人见了都叫我龙哥，而且鄙人和马黄关系不错。老刑警拿这些话来问我的时候，我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恢复了精神派头，脑袋瓜也机灵许多。
我张大了嘴，能吞下一颗大鸭蛋：“胡说的吧。马黄我是见过，但关系不错完全谈不上，一共就没说过几次话。人家是谁，我是谁啊。”
老刑警还是那副冷笑的，一脸不信的模样，我怀疑这是他的日常表情，他面无表情的时候就长这副鬼样，而不是针对我的。毕竟他实在是拿不到我的什么把柄，去我家里搜了几次，全是内裤袜子一类的破烂，别的什么也找不到。也是，我那把心爱的寡妇刀被杨坤拿走了，连带着他原有的那把锃亮的格洛克手枪，他们一同从我的身边消失不见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他还有好些招式没有使出来呢。那个狡猾的老狐狸，每天就算计着怎么把好小子我关到牢房里，真是个禽兽。但是我张天龙也不是吃素的，我也每天都在盘算着他会怎么对付我。
住院的这段日子里，我除了编瞎话，看新闻，被老头欺负，叫护士拿针捅之外，就是在犹豫要不要和杨坤打个电话。我早向医生讨要了杨坤留下的电话号码。几经辗转，日思夜想，终于下定决心要联系他一回，道个谢嘛。
公共电话的听筒里，无人接听的声音来回响了两遍，接着就是嘟嘟嘟嘟的断线声。我把听筒扣回了座机上，发出契合的响动，这响动声连结着我的大脑装置，我整个人的记忆也因此被重启了。从此我练习的人工回忆里，杨坤的身影渐渐地被抹去。他成了我横倒在马路上偶遇的好人，成了送我来医院的大善人，再不是赵老板派来的间谍，或是讨好四爷的小妞。
我最后一次被老刑警审问的时候，是在出院以后了。那次被安排在了老刑警的主场，他把我叫到了警局里头。我把电瓶车停在了路边，和门卫说明了来意，登记了我的姓名，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一路上，穿着警服的家伙们在我眼前走来走去，还有几个抓着犯人，把他们押到墙角蹲下，“安静点”“信不信我给你几棍子”的喝令叫个没完。我止不住好奇心地凑上去打量，心脏突突直跳，这些人长得都和马黄挺像的。
“3月11号你干了什么，嗯？”这话老刑警已经问了八百遍了，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回答，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图。但这老东西，真有两下子。我越是重复那套谎言，越是把那些精心编撰的情节说出口，心里就越是堵得慌，越想跪到地上，和假马黄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嚎啕大哭：“你们干脆把我抓走吧！都是我干的，行了吧！”
但我终究没有这样做。我知道再过一会儿，我就要收获永远的自由了。
就在他审问我的时候，不断有犯人从门外经过。他们有的垂头丧气，一副已经认命了的模样。更多的是不服，大喊着：“怎么抓我不抓他！有本事要抓一块儿抓。”听得我浑身冒冷汗。
“马黄，梁辉，这些人你认识吗？”老刑警把他们的照片摆到我的面前。
我像一个弱智一样用手指指点点：“认识，鼻子大的这个是马黄，脸瘦的这个是梁辉。”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普通同事。马黄和梁辉是四爷的人，我就一普通打工的，我们分工不一样。”
我和老刑警，还有小跟班三个人坐在关着门的房间里。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彻底沦落为可怜兮兮、颤抖不止的普通人了。他们每问我一句话，我就紧张地牙齿打颤，哆哆嗦嗦地回答。小跟班看我可怜，想给我接杯水，被老刑警拦住了，大概是嫌我有病。
“对了，”老刑警说，“赵德昌，这人你认识吗？”
香港老板？我脑海里一下浮现出他模糊的形象，身形大概和四爷差不多，但长相总归是能好看一点，不管怎么说，比四爷还丑可不是件容易事。我还真没见过他呢。
“赵德昌，那是谁？”我反问道。
“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据说与王四有些瓜葛。”
我苦笑着回应：“他们老板之间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
老刑警继续逼问：“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提及此人？”
这老东西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考验我。我只好颤颤巍巍地回答：“就算好奇，我也不敢多问。万一问错了什么，你又怀疑我怎么办？”
老刑警嘿嘿一笑，便不再追问此事。旁边的小跟班显得焦虑不安，似乎有话要说，却被老刑警无情地打断，他从文件夹中抽出几张纸，平铺在我面前。
“这件衣服，你见过吗？”
是肖东死的那天，我从他家里偷出来的衣服。
我摇了摇头：“没见过。”
“看清楚点，真没见过，假没见过？”小跟班逼问我的同时，老刑警把照片收了回去。
我坚定地摇头：“真没见过。”
老刑警开始沙沙地整理资料，对我说：“这杀人犯倒也挺有品位，挑了这么件外套，血溅上去了也不显。”
拿黑白照片给我下套！我点了点头：“看上去是啊。不过你刚给我看的照片是黑白的，本身也看不出是个什么颜色。”
刚说完，老刑警就抬眼看了看我，我也用那副浑然天成的求饶的眼神回敬他。他终于抛下了最后的陷阱，被我稳稳地接住。至此能够证明我罪名的东西都不存在，或者说，他们都还没找到。
在我准备离开之前，老刑警好心地揭开了谜底：“赵德昌，三天前被人发现死在自家的别墅了。你猜他是怎么死的？”
猜猜猜，又是让我猜，有心情跟我打谜语，不如狠下心来往我的眼珠子里倒辣椒油，直到我哇哇大哭着把实话说出来。
但我还是彬彬有礼地回答：“我不知道，老sir。难道说他和王四一样，都是让人用枪给干掉了？”
他饶有兴趣、胜券在握地看着我，又玩起了文字游戏：“你为什么这么猜？你有什么把握？”
这时我已经站起身来，急切地想要出去透气，不愿再和他玩这些幼稚的把戏了。
“猜的，都是猜的，这还要什么依据啊。脑袋一拍，答案就跑了出来。你大费周折，为什么全要怀疑到我的头上去。你们一个个的，净找我的麻烦，我可真是没什么话可说的了。”
说完我就怒气冲冲地往外走，心烦意乱又气喘吁吁。当我推开门的那一刻，老刑警又阴魂不散地说：“衣服是紫色的。我刚给你看的照片，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
我顿时浑身寒毛竖立，咯吱咯吱地转过身去看他，僵硬得像是许久未上发条。老刑警站了起来，比我高出一点，我的视线跟随着他的走动，来到了近到咫尺的距离。
他从上俯视着我，我的脑子已经一片空白了，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我看错了，是紫色的。不对，他可能在诈我，照片的确是黑白的。我没仔细看，看走眼了。但是明显不同的颜色，怎么可能看错，分明是我提前想好了他的花招，在这里现成地套公式。
“紫色？我怎么看成了黑白？呵呵，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我尴尬地笑着，局促不安。
老刑警替我打开了门，一瞬间新鲜的空气涌入，明亮的光又回来了。
他在我的鼻尖挥舞着指头，恶狠狠地说：“听好了，如果你还有点头脑，就该明白你早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了。管他什么黑不黑，白不白。肖东、王四、赵德昌这些案子，你绝对涉足其中。今天我可能没法抓到你，明天也可能还是抓不到，但是五年后、十年后，只要出现一点线索，一旦掌握到证据，我第一个就去找你。这点你最好牢记在心。出去吧，现在你出去看看。我也期待着呢，想知道你在外面还能胡闹多久。”
我晃晃悠悠地走出审讯室，脸色苍白，脑袋里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在打着架，给它们喝彩的是老刑警最后的警告。警局的座椅上，还有不认命的犯人在号叫：“不是我，不是我，你们抓错人了。是xxx那个王八蛋！”当他大喊xxx的时候，我分明听到了我的名字。但警察却无动于衷，只是抽出警棍，邦邦邦地抽在他的身上，踢打个不停。另一边的办公桌上，有警察打开桌灯，安安静静地翻起了书页。我走在二者之间的过道上，戴了手铐的犯人被扭送着横冲直撞，撞到了我的身上，我赶忙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又过了一会儿，我终于走到了警局外面。天还是一片蔚蓝，但远处的乌云已经冒头了，厚重的形状异常清晰。再过不久，这晴朗的天上就会下起雨来，不过，再大的雨也总会有停的时候。
警局的外面，马黄和小梁的证件照被大大地贴着，写着悬赏缉拿四个字。我呆呆地看着他们，这副寸头的模样，还真是陌生极了。等他们被抓住了，想必下一个就是我了吧。再或者是杨坤，那个杀千刀的，给我身上染了脏病，虽说是我强奸的他。寡妇刀、手枪，都在他的身上，单凭这两个东西，我的命就一辈子被他拿捏在手心里。
我摇摇晃晃地沿着楼梯走下去，打算回家，回到我那个脏破小的屋子里去。那是我唯一的容身之地了。正当我失魂落魄的时候，身后一个女声传来：“张天龙，是小龙不？”
我迟钝地回过头，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女人，我半天看不懂她是谁，直到她开口说话：“是我，小铃铛啊。”然后她羞赧地扯了扯衣服，不好意思地笑了：“嘿嘿，我现在穿得不时髦，也没以前那么苗条了。难怪你认不出来。”她用手指挽起耳边的头发，我才注意到她的左耳少了大半个耳朵，只剩一小个肉球挂在颊边。
这三年来，我每个月都向泸阳市地方监狱提交申请，希望能跟君君现场会见一次。监狱那边一直拒绝，他们在电话里说，现场会见有严格的流程标准，只限亲属。做朋友的实在想念，可以写信，打亲情电话，监狱工作人员都会配合和保障这些联络方式的。
他们所说的亲情电话每个月只有一次，每次只有五分钟。我觉得不满足，依然坚持以稳定的频率提交申请，说我们是胜似亲兄弟的感情，还请宽容则个。这些死皮赖脸的信件，最开始还能在监狱那边博取同情，换来几通电话和回执信。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就成了没用的纸片，彻底地石沉大海了，再没人愿意搭理我。只是我不认输，仍然每个月坚持寄出手写信。
好在君君还挺挂念我，每个月我都能收到他的亲情电话。这通五分钟的电话，可是他和外界唯一的联系了。
声音透过听筒，总有几分失真。他的声音清澈、陌生了不少，沙哑得像个青少年。
从电话里，君君跟我说再过两年，他就能选职业技能培训，这东西只能快刑满释放的人才能学。他打算学化妆，听着就特别有意思，等出来了看能不能去商场当柜姐，不对，当柜哥。他说他在监狱里认识的一哥们儿之前就是干这个的，都干到店铺经理了。
我专心地听他讲话，脸上挂着朴实的傻笑，嘿嘿，真是幸福，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眼前闪过他给人化妆的幻景，觉得这工作再适合他不过。
他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还不错，还继续在迎宾楼里干着。我跟那边的大堂经理关系很铁，大家原本就是老乡，互相都帮衬着。最近我长了点野心，打算跟领导商量商量，看能不能从客房部换到公关部。我觉得自己挺能言善辩的，应该能干好这个活儿。
君君鼓励我：“我也觉得你行，别老干客房了，给人刷马桶多累啊。”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不稳固的电流让他和我的距离时远时近。
“欸，对了，小铃铛怎么样了？你俩还一块儿住呢吗？”君君突然想起来似的，连忙问我。
我不想让他吃醋，也不想让他担心，斟酌着用词回答他：“小铃铛啊，她这不是也在迎宾楼里干前台呢吗。我俩为了省钱才住一块儿，也方便互相照顾。不过她最近挺嫌弃我的。”
“她嫌弃你？为什么啊？”
“还不是因为我有那个病吗，人家跟我把界限划得可清了，厕所都让我在酒店上完才能回去，不让我用家里的。我看过不了几个月，她就攒够钱要搬走了。”
“人家担心也是有道理的，谁让你自己不爱惜身体。说真的，我都嫌你，你没传染给我算我命好。”
我觉得他在私生活放荡这一点上不太有资格批评我，但多少还是心虚，只能把反驳从嗓子眼里压了回去。
“哦对了，”君君说，“你寄来的信，我们监狱长看了很感动的。他说你很有毅力，再过两个月吧，等到年底，应该会给咱俩安排一次对面的探监。”
“真的啊？”我高兴极了，当真是早不报任何期望，只是较劲儿般地继续坚持着写申请。“他真同意了？”
君君咯咯地笑：“是啊，想不到你还挺厉害的，算你有本事。”他停顿了一会儿，像是有话不好意思说。
我问他：“怎么了？有话说吧，别担心。”接下来的话很难说出口，但我还是屏着气，尽量自然地主动开口：“怎么了啊？是不是你在里头有别的人了？”
君君又咯咯笑了：“你别造谣啊，什么别人这人的，我们里头不讲究这个。是别的事儿，说出来真傻，不过我这几天因为担心这个都睡不好觉了。我怕你见了我，会失望，会觉得我不好看。”
我松了一口气：“就这事儿啊。怎么不好看了，你能难看到哪去？都见了这么多年了。”
君君吞吞吐吐，是真不好说出口：“我这，头发剪得特别短，所以显得这张脸，它的轮廓不够流畅，没以前花美男头那么漂亮了。另外，就是这个，别的方面，像是皮肤也没以前那么好了，里头东西用得很糙的，我身上干得掉皮，简直了。还有的话，就是我的牙齿掉了几颗，我一张嘴说话你就能看见，特别难看。”
“你牙齿怎么掉了？”我着急地问他，“跟人打架了？”
他痛快地叹了口气：“唉，刚进来的时候被人教训了。这里头就这个样子，旧的欺负新的，壮的欺负老实的。但现在都好了，再没人找我麻烦，你别操心这个，咱们到时候高高兴兴地见面，你看成吗？”
我气愤地咬紧了牙关。等我去了，要把你们这些欺负人的都杀了。这个想法从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已经好久没想到“杀”和“死”这些字眼了。
我咽了咽口水，强装镇静地说：“好，我相信你能处理得好。你想让我给你带点什么？多贵都行，我买给你。”
君君惊喜地欢呼一声，他听上去确实挺开朗的。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像我一样，装作自己过得很好。
“我还不知道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这不是没人来看过我吗。等会儿我去问问，下个月的时候告诉你。如果能行的话，诶呀我想让你带的东西可太多了。薯片，零食，还有商场卖的化妆水，我都想要。”
“行，明白，都没问题。只要你告诉我，我就能给你搞来，什么东西都行。”我说。君君因为我的话又是一阵咯咯地笑。
他还没笑完，电话就被强制性掐断了。时间到了，亲情电话就会自动断线。我恋恋不舍地把电话放回听筒里，看了看时间，下午一点，该去迎宾楼给爷们娘们打扫厕所去喽。我走出卧室，客厅里小铃铛给我留了饭。她上午就提前出发了，去城区里头学英语，说是为以后考导游证做准备。
哦对了，朋友们，小铃铛的耳朵，你们也许在好奇这个。这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个脑瓜子灵光的人。她说香港老板在知道她和君君的奸情之后，就痛痛快快地跟她离了婚，把她赶出门了。不过这倒也好，两个月后，香港老板可就死在自家别墅里头了，真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刚被赶出去的小铃铛还放不下作为贵妇的身段，出门带着玉手镯和金耳环，金光闪闪地在破马路上每天走着。然后就被飞车党们抢劫啦。摩托车唰地快速开过，抢劫的那个恐怕是个近视眼，手没抓稳，捏的不是耳环，而是她珠圆玉润的大耳垂，就这么生生地把耳朵拽掉了。没了左耳朵，她像是再没了运势。做生意越来越不顺，不出半年，就亏光了家底，月租都交不上了。这便是事情的全貌。
小铃铛早做好了菜，放在餐桌上，拿盘子一个个倒扣着。我把碗掀开，发现只是些简单的炒鸡蛋，拌黄瓜什么的，真叫人失望。但也不错啦，好歹有人做饭给我吃！端着饭碗，我走到电视机前，打开了按钮，看看这个世上又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正在发生。
一开电视，不得了啦，映出了张熟悉得不能再熟的脸。老刑警，现在已经是刑警大队副队长了。他在电视里仍是一副严厉的神情，谁也不信的样子。他说：“作为队伍的领导，我誓言将带领我们的刑警团队坚定不移地扞卫法治，严厉打击犯罪，让犯罪者无处遁形，正义无所畏惧。”
他明明是对着镜头说，但我总觉得他在看着我。我机械地扒着饭，冷冰冰地注视着他，仿佛在看一具尸体。真相又是什么，正义又是什么，这一切哪里是由他评判的。
新闻里已经在放映别的镜头了，我却还在盯着闪过的画面，寻找老刑警的影子，想要借此来判断，他是不是真的能盯住我，是不是真的要对我这么死咬着不放。
正当我走火入魔的时候，门铃响了。我走到餐桌旁，放下碗筷，大声询问：“谁啊？”门外无人回应。
我再次询问：“谁啊？”然后小声嘀咕着：“哪有人敲门不说话的。”做出一副普通人的模样来。实际上我忐忑极了，踮着脚尖走到厨房，缓缓抽出了一把刀。
我将刀藏在背后，扣着安全锁，将门打开一个小缝，只侧出小部分身体查看外面的情况。
门外什么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包裹。
我将刀别在腰后，打开安全锁，弯腰拿起包裹。上面既没有快递单，也没有别的标志。我走出几步，细细地查看着来人的踪迹。楼道空无一人，也没有急行的脚步声。至于楼下，有饭后消食的，有打拳遛弯的，和平常没什么不同。小区院子里落叶纷飞，枯黄的树叶积累在路面上，被行人沙沙踩碎。
回到屋中，我打开包裹，硬壳纸箱里静静地躺着我的刀，那把我用得很是顺手的寡妇刀。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由电脑打印出来的一串住址。署名画了个笑脸，写着xd。
xd，肖东，是杨坤来联系我了。至于住址，是市内的一处高档公寓，门牌号都被写清楚了。我猜是老刑警住的地方，他不仅在和我死磕，恐怕也已经摸到杨坤的行动了。
我握着刀，将它轻轻拔出鞘，刀锋依然闪亮。然后我把它别在了裤腰上，简单收拾了碗筷，走出了家门，准备去迎宾楼上班去了。
外面的世界竟还一如往常，一切都如平常那般热闹。说到底，这世上有我没我，全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