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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贵之间，一般爵位高的瞧不上爵位低的，对士族那更是见人下菜，对位高权重的士族说话和和气气，你和我好大家好，对位卑职轻的士族没拿鼻孔看人就不错了。
士族之间就更直白了，直接以功名论出身，进士出身的瞧不上举人出身的，举人就更瞧不上秀才了，因为举人好歹还能出仕，秀才却什么都不是，也就比没有功名的学生好一些，处于士族鄙视链的底端。
像刘禾苗这样只有举人功名就出仕的，虽然在本朝可以坐到高位，但也免不了被进士出仕的人瞧不上眼，这就比较考验个人心里承受能力了，本朝也有不少人因为受不了这种屈辱最后选择致仕的，当然也有坚持下去成为封疆大吏的，但这种毕竟是极少数。
刘禾苗算是极少数中的一个，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正三品的侍农御承的位置，足以看出她不在不抗压的“娇花”之列，无关痛痒的歧视在她眼里和空气没什么区别。
这家伙性子执拗不说，心里还有一杆自己的秤，很务实，根本不在乎这些虚的，任地方官期间政绩卓越，政令畅通，爱民如子，御下甚严，尤其任省丞期间所在省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远超周边省，又特意向她奏写了一封《重农耕疏》。
《重农耕疏》不仅着重写了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还指出了当时农耕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和具体建议，其中农官政策颇得石忞心。
农官并不是如字面表现的那样管理农业的官员，而是针对种田种得非常好的农民的一种奖励政策，凡有符合条件的农民，所在县县令皆可按程序上报，相关部门核准，皇帝最后批准后，赏正八品冠带及二十两银子。
赏赐冠带和赐服一样都是皇帝拉拢人心的一种手段，区别就在于赐服是针对勋贵士族的，他们都是有俸禄拿的，而赏赐冠带则主要针对布衣百姓，除了没俸禄外，其他权力参照赏赐冠带的品级享有。
赏二十两银子是石忞自己加上去的，不多，但对一般百姓来说也是一大笔钱，虽然冠带很珍贵也值钱，但毕竟不能当饭吃，适当的奖励实利也是一种激励，也能更大程度的激发大家种田的积极性。
所以自天福六年颁布“农官”政策后，石忞每年最少都会批准几名到几十名不等的农官，凡符合条件又经过层层核实者她几乎都会批准，再加上新日报多次刊登宣传，以至近两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种田热潮，种田者皆以产量高为荣，就连最抠门舍不得钱换农具的少数人也终于换上了新农具。
早在石忞决定要将光禄观改为侍农观时就已经在考虑担任侍农御承的人选，几经斟酌、了解和甄选后选了刘禾苗和另外两个人做候选人，又考察了半年才最终选了刘禾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