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秋之交，我还认识了一位住在我爸妈家楼上的一户人家，他姓殷，是我们市外贸单位的。比我大有六七岁，他去过我爸妈家见过我几次，在外贸系统，是当时在我们市不能再好的单位，他也是去过日本，带回来很多的在日本的留影，那时中国刚兴起彩照，一般人是没见过的。我去了他家，翻看了他的照片，原来他是因工作到日本去旅游了一圈儿，于是我说也曾去过日本但是去留学，他也专程去了我家，给他看了我的影集大约有几千张彩照，他也是很吃惊，知道我在日本呆过。他还有两个女儿，大的十四五岁的样子，小的也有十二三岁了，相当活跃，也是求知欲强的时候。我弟弟在大学开学前，也和他们一家走的很近。
一次，我和弟弟与殷家三口人，在林校东侧的一个大“泡子”里游泳，洗澡。因为我发现那里有类似与山东老家的河蚌和田螺，不知为什么，东北人竟然不吃这东西，可能有寄生虫？大概也未必可知，我弟弟也是非常兴奋，我一个又一个潜水，在水里扎“猛子”，同时捞上来一个个大河蚌，应该有碗口大，那是我此生中第一次玩水这么痛快的时刻。那两个小姑娘也是，跟着我们一起欢呼，一起高兴。后来这位殷同志几乎和我同时调去了大连市。
当时南方和地区发展好的城市，我们地处东北城市的人纷纷过去，只要是稍微有些专长或和南方有关系的人，他们有的是调转部门，有的是弃官下海经商。尤其是像深圳和海南，去的特别多。现在那里还有不少的东北人，很多是那个年代过去的。也有的比较聪明，去了看看不妙，就赶紧地回来了。比如我们局楼上的一位营林局的副局长，年龄比我大四五岁，调去了海南岛，去了才知道在那里人生地不熟，不好混，他在我们市很有前途和发展，就急急忙忙又调了回来，这叫“好马就吃回头草”。
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东北的形势与全国相比，依然如故，人口的增长率和经济发展仍然是国家的最低水平，实际上这以前，东北的人才济济，并不缺少人才，这是因为早期东北人的受教育程度远比内地人高。再加上几次运动，又是整风、又是反右、又是文.革，国家又向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发派的大批的文化精英，这些人和这些人的后代也不是白给的。还有像我爸爸妈妈跑到东北去的“盲流”，这些不是一般的“盲流”，都是些不甘心在山东农村靠着那点儿地，勉强度日的人，不愿意守家在地，敢于破釜沉舟，再闯荡一番事业的人，于是他们跑到东北，跑到黑龙江来了，他们埋头苦干，克服了种种的障碍，最终这些人挺起了胸膛，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工作做的也很好，他们的儿女后代身上也淌着父辈们的血，带着他们的遗传基因，继承了他们的特点，这样一代又一代。到了我这代还是要回去了，叶落归根啊，是啊，中国人的这点思乡之情，这点回归故土之情，是抹不掉的。
现在我儿子是博士又回去了，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黑龙江省了。是啊，那里也算是他的故乡，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我和妻子倒无可非议。黑龙江省是他的故乡，也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扔在了那里，谁说我们不思念那个地方呢。
就在我从事资源局工作时期是这一生最好的时期，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大家猜也猜不到，当然我倒有可能知道些，谁找我来了？是那个苏迪，那个在林校对我算是不错的苏迪，这姑娘不是到了南方去了吗？是啊，她去了南方，在那儿找了个男朋友，但她嫌南方人不像个男子汉，她趁还没结婚的时候，又回来了。看来有些单恋上我了，她回来问我行不行，大家说这让我怎么问答。
不过，这姑娘是不错，她文凭高，身材中上，人又漂亮白净，而且事业心很强，英语极好，当初要走的时候，林校还不放她走。她的脾气就像个男人，这次回来她还真有点儿男人味儿，那个秋季的晚上，她竟然跑到资源局与我摊了牌，说：要是我同意的话她可以放弃一切和我结婚。这时我也犯琢磨，这么好的一个姑娘，还真是舍不得。但我有也有老婆，一切平平安安，老婆对我也很好，也很乖，很聪明。而且我和郝淑珍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之情，这很难办。人啊，毕竟是感情的动物，原来我也经历过一些波折，但是，也算是过来了。我不好说什么，不置可否。于是，她回了南查说要在那儿等几天，也就是等我几天，我脑子很乱，想要么就赶快调出去，也不在这个地方。
恰巧这时我的二姨又来到了我们市，我在大饭店、小饭店把她招待的很舒服，特别是上了我的定点吃饭小饭店，那位老板，对我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酒宴后不用结账，许多人一拍屁股走人，反正事后我一分钱也不少。在许多局里，我结账是非常利落及时的，他的火锅店最放心的是我们局，他还去过我们局，因为和“营林局”上下楼，这个了小老板去营林局要账，顺便到我们局看我，他大我五六岁，象棋也下得不错，有空也去下象棋。我二姨在我们市住了约有一周的时间，见了大家无比亲热，还在“小所”吃了饭，也是第二次见了郝淑珍，夸奖郝淑珍工作好，持家也好，心灵手巧，凡是能用上的好词，都被二姨使用上了。我此时来了一句，要是能回山东老家工作就好了，这话也是随便说说而已。也想过，这回去工作哪能如此简单，况且不是一人，还是我和郝淑珍两人，二姨说她回去试一试，她的风格是雷厉风行，办事果断，非常痛快！也知道按我的要求想法做，因为我在小时她相当地疼我，喜欢我，前几年在林校也是因为她的一句不妥当的话而使我在林校的前途无望，就是那次她在长途电话中轻率的说了句：
“你就拾掇拾掇行李过来吧”
而且还不是我接的这个电话，让和我关系一般的人转告的，这事传遍了林校，大家说让我如何在林校呆下去，不过也是峰回路转，正因为如此，我才到了现在的资源局。但是，这次可要有把握些啊！二姨，我是这么想。
再说那位饭店的小老板，他有次去了资源局，看了我在“林业经济研究”上发表的那一篇文章，也就是我费尽九牛二虎、真是起早贪黑写就的一篇学术文章，叫做《我们市林区的‘两危’现状及发展前景》。这篇文章长篇大论，洋洋洒洒好几页，为了这篇文章，我常常下半夜写作到一两点，倒不像现在。那时从晚上开始就写作的，又是经过了市档案局审查又是经过了专业人士的指点，归纳了许多的全市的森林资源的数据，中间还有用数理统计方法计算分析的，也是我有生以来在林业专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篇学术文章，仅稿费就得到了一百六七十元（近两个月的工资）！那时是刚刚出版，这个小老板看了后，连连称：
“你文学功底也很好，写的也是非常有道理”
实际上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局长也说过。不过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这个在林业刊物中闻名的编辑社在我们市，它就在我们的七楼，找它很方便的。
好，再说说那位苏迪，过了几天又来到了我们局，我请她吃了饭，还去了我妈家，当然也是我妈唯一的一次见到她。苏迪二十五六岁，穿戴倒朴实，不过有点儿珠光宝气的，脖子上戴着明显的金项链，手上还有个大钻戒，光亮灿灿。是啊！
我这一生中犯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错误，这次也是其中的一次，千不该万不该把她领了我妈家，不过她既然来了，我也要安抚安抚她是不是。我妈见了她很不高兴，问了这是谁，我说是以前林校的老师。后来我妈把我们给撵了出去。实际上我有的毛病，就是不忍心拒绝一个人的追求，也不愿给人一个明显的下不了台，于是，出去了后与她分了手，这姑娘以后说是还要来，看来让我给个明显的说法，我心也是太软了，把她打发了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