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新来的教师陆续报到，这所学校虽是新改建的学校，但文革后仅用了一年就恢复招生，由于新建了大楼及配套房子，今年加大了招生数量，所以虽然是中专，但是由于招的是高中毕业生，有的是差几十分未考上大学的，学生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这个学校在这个市里是最好的学校，因这个市是中国的著名林区，这个林校算是最高学府了，还是省里管的学校，今年的新教师特别多，有十来名到校报到的，我来的不算晚。如比我早来的有个叫张从政“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毕业的新教师，与我同岁，身材不太高，跑前跑后的很是积极热心，俨然像位学校来了很久主人似的接待我。学校领导集体接见了我们新来的老师，学校有五六十名教师，都是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均在五十多岁。我们这些年轻人无疑的是新注入了一批新鲜的血液，比我们早的还有一批一两年前来的“工农兵”学员，有十几名，他们大了几岁，也是年轻人吧。领导给这些人分配了工作，大都负担了教学任务，他们相信这些人，觉得是文革后考上的，有水平，看来教什么课肯定都行。
特别是林学院学林的，就我一人，林校的什么课都能教，不像其它的如：“师范”的、“财大”的、“林业经济”等专业毕业的，于是领导让我教了三门课，《林木育种学》、《树木学》和《数理统计学》，除《树木学》外，另两门比较难教。确切说，倒不是课程难，学生难懂，而是我在大学就没学好，怎么办？领导给了这几门课，学校也缺叫这种课的人，我也不能说不会，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这时，还有一个毕业班无班主任，又让我去带，这几乎是现在三个人的工作量。中专班几乎和大学一样，比大学差的就是学制少，基础课少，学生的年龄也与大学生一样，当年他们都是同样考大学，只是成绩上差了几分，就上了这个中专。想想自己是新人，领导让我当班主任和教这些课也是看重自己。同时本人也想，自己来也是干工作的，要锻炼自己，反正年轻，多做些没啥坏处，就全部应承了下来，也是学习么。
以后知道了，当教师渐渐就容易了，第一个学期讲课最难，因为要备课，这门课要讲好，必须要备好，每节课四十五分钟，要准备好这个时间讲的内容，要把应讲的写在纸上，一节课要写五六页纸。第二年还可以用，第三年又可以用，如需改进只要改动一些章节就行，几个循环下来背都背下来了，熟能生巧，有的人做了几十年的教师讲起课来还不是轻车熟路、信手拈来。再说中专教师和中学的不一样，教师教的课程少，专业性强，有的教师教一门课，课程仅教一学期，一年闲半年，每周的课程也少，一般是八节课，两个上午就完。几年以后，课程还不是很熟悉，我还不是优哉游哉，几十年后更是好办了，但正因为教师工作是这样，我才不打算干的时间长呢，不过，是先要做好教师的事，以后再说其它的，这么想着，就开始了做教师的工作。
不久，学生开学了，我接了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这是个“营林”专业的班，学生是四十二名，平均二十一岁，有八名女生，称：“八朵金花”，一听她们的这个绰号，就知道女生们长的都不错。而且学校宿舍离教室并不远，上下课这些女生往往齐来齐去，学校也是生活单调，她们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很是团结。
但男生们高的矮的都有，有两三个身高和我差不多。这些学生的名字现在还都能记得住，如李国成年龄不大，大高个，身高和我差不多篮球打得不错，我们一起经常打球，但是他进步得快；陈叔全，年龄不大，但人很聪明，在班级是个活跃分子，凡事能张罗；赵兰城，也是大高个，年龄较大，二十一岁，很是聪明，也找对象，在追求一名叫文来娟的女生；但文来娟也太小了，才十八岁，漂亮是漂亮，还是个孩子呢。一次在平时的测验中，这伙计高考仅差十几分没考上本科，聪明得很，卷子答得很快，忙中偷闲给文来娟写起了情书，我发现后，我这个老师的脸也不好看，说了句，以后可要注意呢，他也面红耳赤，实际上我也是很喜欢他。如今他们也结婚多年，日子过得非常好，仅有一个孩子还留了学，现在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还有女生姚春云，身高一米六八左右，人文静得很，非常沉着，长得也漂亮，好像无论什么事情都能自己解决，非常成熟，是好多班上的男生追求的对象，可她主意正得很，从来不为之所动。还有位女生丛美，是共青团的干部，人小鬼心眼多，学习好，在班上也活跃，组织个活动什么的。还有陈叔全，岁数小但是各方面很是积极，是共青团的干部，倒也能说，很是为班级的事情操心，很是聪明，学习不错，看来是大有发展潜力。这学生多开始一时也认不过来，各有特点，学生大了，也不用我这个班主任多操心，说真的，也不想管，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也都能自己照顾自己，我还是先把课上好，说不定这些学生要看我这个新来老师讲课的笑话呢。
怎样讲好课呢，以什么方法才能备好课，这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开学的第一周就有我的课，要赶紧看书准备好，而且说话时也有大舌头、心里紧张、头上冒汗、声音颤抖等*的毛病，要在短时间内全改掉可能性也不大。
想想，还是老办法，不是有录音机吗，这个当时非常先进的工具在我论文答辩时可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是用它来先录音再放给自己听一听吧，这个想法一定下来赶快就实行，于是第一课写了十来页纸，因为这门课板书、公式少，理论说话的多，修改好纸面上的内容后开始念，第一遍不行，这是讲课，要有激昂顿挫的感觉。不是在念课，在朗诵，不行，还要来一遍，在纸面上添加点儿内容，第一遍听出了许多的毛病，也改不了，不可能像中央电台的播音员似的那样沉着，声音好听，再放几遍，再改一改，直到有些关键的地方勉强我可以背诵直到通过了才罢休，对着录音机讲话是也无听众，天天晚间去教研室，反正也没人，一个人单独比划表演，就这样，第一次的讲课就算准备好了。那时学校的新教师讲课时校里要组织一些老师现场听课，这叫“观摩教学”，那认真劲儿，一排老教师坐在后面，有的还拿笔记本记，不知现在如何，学校新来的教师多，老教师的工作又认真，也有吓一吓新教师的可能性，后来有段儿时间这种形式办的不多了，本来新教师不愿意来，你还吓唬人家。
都是那个叫王吉原的老教师弄得，他倒是有经验，以前在沈阳林校教过学，老伴儿也是那里的，不知为何，也可能被打成了右派，跑到我们市林校来了。不过，有一说一，他们的教学经验非常丰富，也很认真，工作兢兢业业。有一次，我说走了嘴，在听其他老师议论谁讲课好与差时，就问了一句他俩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时，一位老师说，不就是“沈阳林校”毕业的吗，我一听就说了句：“林校毕业的哪能教林校的呢”。据说我这一句话不要紧，不知道谁又传给他爱人陶归乡老师耳朵里了，她听了顿时火冒三丈，愤愤地说：“太不像话，我俩就是林校毕业的！还多次评了优秀教师，哪有不胜任的，我看新来的黄钧真是狂妄，自己是个本科的就了不起呀，到底教的好坏课堂上见”。一听到这话我可吓坏了，也气自己这张嘴，怎么不小心说走嘴了，那时教师们也是有这个毛病，没事儿互相议论一下别人，传传坏话，也是茶余课后的谈资，而且这话儿的速度非常快，俗话说：“坏事传万里，好事不出门”。
这下可苦了新来学校的我。第一课开始了，在学生后排坐着一大排要员，都是有经验的老教师和学校有关领导，包括教务处主任和王吉原夫妇，我也不知是怎么讲下来的，反正脑子一片空白，说得倒是挺快，四十五分钟的课竟提前了不少时间即讲完。下来后看到学生们不知所云，没什么反应，而看后面那些听课的，大都有礼貌、沉静地笑着，再看王、陶二人，嘴角上挂着冷冷的笑意，好像说，你也就这个水平吧，有啥得瑟的。事后我无奈地想，都怨这张不听话的嘴，也没有把门的，真是俗话说的好：“话到嘴边留半句”，遇事怎么不留这半句呢，你两个可要原谅我，这只是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这样一场准备充分的现场教学就这样狼狈地结束了。不过这个观摩教学的方式在那时并不太实用，因为这个学校相当缺教师，开始几年不想当老师还不行呢！拿这个吓唬人也不行，若是现在，是该挑一挑，应该来了就能教学才好，从此以后，我更不愿意在林校了。
说来也巧，我的好朋友陆基林的工作单位竟然就在林校附近，去他那里不到三百米的路程，因为他所在的我们市教育学院和林校一样是我们市的所谓高等学府，这些学校都在一条街上。好，我大喜过望，去了他那里，如以前一样，他还是一个人在教研室里孜孜不倦地学习，真是佩服他，但他也与校长的千金谈恋爱，从此我俩又是互相来往，他知道我愿意喝酒，常常提一壶啤酒来我学校，你知道一壶是多少，那一壶是铝制的烧水壶，装满要**斤，在一起他倒也不大喝，也就一斤脸就红了，我们经常喝个痛快，也感谢这么多年给我的帮助和我们的友谊，每次来信给了这许多的邮票，也包括金环的。有次，在他那里见到一个奇怪的东西，一个长圆形小物件，从来没有见过，拿起来在嘴边上摸一摸胡子就干干静静。一问才知道，这叫剃须刀，说它是刀也名不副实，见不到刀子吗，里面放一节电池就行，看上去不可思议，可能是日本的进口货呢，他的父亲和日本联系很密切的，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凭你想是想不出来的，但是一把原理告诉了，你一想是太简单了。我拿起来电动剃须刀来在嘴唇上把胡子剃了一遍又一遍，陆基林说道，不要总是用，要不就没电了，我才罢休。那是一九八二年末，在他那儿总是能见到高科技的东西，这个智力过人的朋友没有考上研究生也是倒霉，多少与他谈恋爱有关系，唉！社会上白瞎这个人才了。
刚来时并没有教师的专用宿舍，和学生宿舍在一起，六个人一个房间，是六位教师在一起，我的二胡、小提琴、收音机、录音机、照相机都带了去，没事就拉拉小提琴，有个林校毕业留校的新老师，叫李告风，他性格有些内向，很老实，见我会点儿乐器，也买了一把，非要跟着我学小提琴，学了一个多月，就坚持不下去了。之后我和张从政都搬走了，他也是教林业的，叫林业基础课教研室，而我是林业专业教研室，其中教林木育种学，因为有个林木育种实验室就在教室的对面，我借口那里离教室近，教学也便利，自己支了个*，拾掇了拾掇，从此一个人在这儿住了起来。那位张老师自己也有一个实验室，也仿我一样也住了起来，从此我俩开始独立住宿。
我们吃饭还是和学生一起吃食堂，这个学校也没管理经验，年轻教师有三十来个是在食堂吃饭的，那时学校伙食极差，远不如在大学食堂的伙食水平，差到天天吃高粱米窝头儿和咸菜。老师和学生一起吃，可是苦了这些人，老师上课时真是吃不上饭，中午下了最后一节课后，学生们从教室蜂拥而出，全部拖着空肚子跑向食堂，食堂离教室有一百多米远，老师总不能和学生一样跑百米赛上食堂吧，还装做很斯文般的教书先生样不紧不慢踱着方步去食堂，但此时偶尔有好吃的菜也被学生们买光，我们排队在后面的有时连菜还吃不到呢，可怜的这些教书先生们只好饥肠辘辘地吃点儿残羹剩饭，这种情况天天如此，我开始还忍气吞声，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住宿条件几乎也是简陋不堪，七八个人一屋。
一次，校党委在“图书资料室”开着党委会，这个“图书资料室”的房间正好在教学楼，我实在是受不了学校的环境条件了，就联合刚下课这些年轻的教师有十几个，包括几个“工农兵”学员，就一起闯进了正在开会的校党委们办公室，领的这些人挤在门口和走廊中，大家挤成一堆，这些党委们见我们进去后一个个瞠目结舌，我是带头的，于是我就把学校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分成章节一、二、三地说了个遍。谁知道这时倒也不紧张了，声音也不颤抖了，有条有理，一五一十给在开会的常委们一气呵成说完，最后表示这些问题不解决难于有像样的新老师再来，而且我们这样的也要走。党委书记赵书记连忙说：“看黄老师说的对，我们要好好的研究研究，给你们个答复，好吧”。我们见此情况，也就罢了，回头一看，门口有当新教师的小姑娘有点吓的伏在年龄稍长的背上竟然战战兢兢的，也是怕这些当官的。于是大家蜂拥撤退，我自然负责断后，出来后大家也没立即去吃饭，反正也吃不上好吃的，在一起议论了一番。从此，我被这些年轻的老师尊为能挑头的，能为大家出头说话的，加上个子高，成了能遮风挡雨的人，经过了这次事情，校方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也另眼看了，食堂的伙食有了改善，而且专为吃食堂的教师设立了教师灶，就算是初步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不用和学生一起排队了，而我也又算是出了一次头，得到了一次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