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学第一年班级里种种趣事
大学报到，负责安排我的是学生科四十来岁的张国新老师，实际上他不是教任何课的教师，只是负责生活杂事的老师，人很负责任。我到学校了以后，班级的同学几乎全部都到齐了。
张国新老师将我带到东北林学院“机械楼”的地下室，这就是我们的宿舍，新招生的大学，各方面几乎还来不及准备，学校的宿舍还被住在学校的军人占用。这个地下室又冷又暗，住了三十来个同学，除全部是我们班的外，还有些其他班级的。七八级林业专业共三个班，我们是三班，一共是二十八人。班长为刘庆红，他是共缠挡员，辽宁抚顺人，年龄和我同岁。因为我带的行李多，被安排到了墙角，和一叫张铁民的同学用一只木箱相隔睦邻，其实大木箱是我的财产，带的行李至少是全班最多，大箱子里装了收音机、照相机、二胡、日记本等衣物，若摆开肯定让人大吃一惊，这不是来上学了，是来过日子了。我被张国新安排为生活委员，算是班级的五大干部之一，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每月给大家换钱票、粮票和领生活补助金，事情也不算少每月必做，忙完了，同学们认识一下吧，年龄大的有王文中、吴庆科、特木其乐，他们三人大我十来岁，都是老高三的。和我同岁的居多，有刘庆红、李冬梅、韩子为、刘小四、李振侠、赵士开等，这些人开始也记不住，以后慢慢就熟悉了。在班级中，我的年龄占中游。我们班级的特点是女生少，仅有四人，这大概是那时理科农林班的共同特点吧。
班级的教室在机械楼的四楼偏西侧，这倒是离宿舍近，仅上下楼就可以了。我逛了逛东北林学院（入学时称为东北林学院，大概六年后改为现在的名称，叫‘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那时林学院的校园真是风景如画，可与现在大不相同了。那时的空旷地比较多，植物的数量种类也多，林学院的主楼做为哈尔滨市的十大美景之一特别突出漂亮。主楼后面有着与园林般的树木，主楼后面的一株株亭亭玉立的柏木（学名叫侧柏），一簇簇如盆景般的小灌木，中间还有个着短裤衬衣的少先队员雕塑，一个小转盘道围绕着它，真是越看越舒服，越看越像走入了欧式园林中。第一个学期，在林学院我最喜爱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它在主楼一楼的右侧，图书极多，小说好像应有尽有，其实也就当时流行的几十本，但一名学生只能一次借一本，于是从十来个同学借了图书证，这些人根本不看，一次可借多本。我恨不得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把能借到的过去慕名已久、可听不可求的国外名著也如饥似渴的读完。怎么说他们也不算过分啊，我并不是说这些同学不学无术，他们只是不愿看小说而已。
宿舍的生活混乱不堪，三十多人住在地下室，每个人出身不同，来自的环境不同，生活习惯大不一样。记得一班的同学叫傅得志的，在地下室天天用冰冷的水在擦身子，洗冷水浴，你们想想，在东北那么寒冷的天，竟然能用冷水冲澡，该是多么有毅力，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样的人今后还能有什么事情干不成吗？那些农村来的同学很老实，约有一半多，毛病不多，但也有使人不能习惯的。开始如张贴民，小同学，和我邻居，每天晚间他要打水洗澡，他的身材很廋小，就站在我旁边，使劲儿往骨瘦嶙嶙身上猛搓，弄的噪声很大，我也睡不着觉，大声批评他，不要搞出这么大的声音，别人也睡不好，他听后就非常自觉,今后也就注意了。这人也好，听话，人随和，学习也好。但最烦人的是有的人作息时间不一，可能是大家高考时就养成了这些各自的毛病，有的十点入睡、有的十二点入睡、还有的极为讨厌人，半夜一点了还在走廊里拉个大提琴。是故意显摆自己有水平怎么的，搞的拉大提琴的噪音嗡嗡声震动整个宿舍，我半夜睡不着，胡诌了一段儿顺口溜，“半夜一点钟，传来提琴声，时停时复起，震耳嗡嗡嗡，碾转难入眠，这可怎么行，自己顾娱乐，影响他人睡，叫声同学兄，这样可不中”。这怎么能行，我要管一管，想想大家是个整体，爱好各异，要统一起来，有个规律才行。有个同学叫李冬梅的，是位男同学，以后成了我的最好同学之一。父母是内蒙农大的教授，生活条件极好，和我同岁，买了个小收音机，那时能买起收音机的同学很少，晚间打开听，不带耳机，听着听着就睡了，收音机哇哇响，搞的全宿舍谁也睡不着。次日我宣布了几条规定，也可能我过去在工厂管别人习惯了，说，今后作息时间十点以后就闭灯，有动静的东西一律不准搞，谁有不同意见要提出来，早晨六点学校要求早操，必须要都起来，不能影响集体荣誉，此话一出，果然几天后大家非常老实。
有个野生动物专业的同学，他拉个大提琴天天练习，也不分个时间，也是在表现自己吧，你这么能咋不考上音乐班的大提琴专业呢。在个走廊里，声音震得整个地下室谁也睡不着觉。我和他就吵了起来，他倒是振振有词，说我在外面，你们在屋里，你又不是班长，说了不算。我也喊道，不是班长可我说的对，声音对你来说是音乐，可能对别人是噪音，睡不着觉第二天怎么学习，我是生活委员，我不说谁说！大家其他人也在看热闹，不过倒也都支持我，吵了一次后，他自知理亏，也渐渐不拉了。一个学期后，很老实的同学徐红远对我说：“幸亏你订了这规矩，谁也不敢说，要不以后大家谁也休息不好”，他的觉也很轻，有点儿动静也睡不着。徐红远我俩关系一直很好，当时他和我上下铺，毕业后他还去我们市看望了我，可惜以后去了新西兰留学就定居在那儿了，在新西兰国家气象台工作。二零零六年他回国一次，恰巧我去哈尔滨，巧遇上了他，为了欢迎他，与几个东北的同学一起吃了一顿饭，还有可爱的同学李深、我的好同学李孟（毕业后黑龙江省林科所博导）、赵雨慧（毕业后和李深结婚，同在吉林省蚕业研究院工作，孩子清华毕业后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在纽约一公司任职。）、陈兵（毕业后在中船重工集团哈尔滨一研究所工作），杨兵章（东林外语学院书记）等，我们几位同学那次是第一次聚会。
杨兵章是个对班级事情极为热心的同学，他家就在哈尔滨市内，为了班级的事情，为了大家的利益，跑前跑后，天天忙得不亦乐乎，来去风风火火，动作雷厉风行，热情如火。但有一次，他的简单作为可把我惹恼了，班级教室的灯泡坏了，我把它换了下来，杨兵章急急忙忙赶快又拿线，又接线、又合闸，然后保险丝爆了。又合闸后又爆了，我检查了一遍各处都完好，灯泡没事，接线处都好，可能是保险丝的问题。于是我决定用两根铁丝换成保险丝接上，实际上起不到保险的作用了，然后一合闸这下可好，我站在椅子上拿着个灯泡，这时离灯头很近的地方接线处冒出了强烈的电火花，啪的一声爆响，差点儿把我从椅子上打到地面上。此时我大为光火，极为恼怒，一检查原来灯头上的两根零线火线与来自电源的两根零火线给拧到了一起，这真是没有生活常识，太没经验了。于是我向杨兵章喊道，怎么搞的，你这“物理课代表”就这么小儿科的水平，哪有这么接线的？弄的他不知所措，脸色通红，我就仗着自己年龄大一些，还有些工作经验，就这么可着嗓子乱叫嚷，也好，他并没说什么，这仅是一段儿小插曲儿。四年的大学生活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以后在一起和好如初，他人的修养也还是非常不错的。杨兵章的办事性格也有些较真儿，他的工作能力特强，后来他去了学生会做干部。在学校我俩一起入了党，毕业后他留在了学生管理处，然后要往上升的时候当时出国在外，又恰逢学校的领导突然换了班子，新领导不太了解他的过去，以致于未能升大官，前几年才重新出山做了正处级领导。
和我同拿工资的特木齐乐性格很好，在学校期间我俩关系最好的，到今天也是如此。他很随和，天天穿套工作服，像个老工人师傅似的，其貌不扬，蒙古族人，父亲是老知识分子，在伪满时就是大专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当然躲不过，文革中曾被造反派认为是“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党”，大受迫害，造反派污蔑内蒙古有几十万“内人党”，凡是有点儿文化的人都受过迫害。特木其乐以后我称为他叫老特，大我八岁的他每月工资四十九元，班级中只有我两人拿工资，他有个孩子，爱人也有工资，非常朴素，他愿意跟着我逛逛街上商店，和平百货大楼，和兴百货商店、道里、道外、南岗百货商店、八百、哈尔滨第一百货，四年中我俩都走遍了，他不会喝酒但也陪着我去周边小店喝酒，老特知识也多，老高三了，人生经验也丰富，常常给我提出好的建议，在班级的位置，他就坐在我的前一桌，也方便俩人说话。我常常和他开玩笑，说他会讲英语、蒙语、朝鲜语、汉语等。工作后，他负责东北内蒙的煤矿森林资源的管理工作，负责专管煤矿业的森林使用，一到下边县长、矿长、处长要围着他转，他倒是老作风，不会喝酒，管、拿、卡、要也不会，我后来听说，曾到本溪去了几次，我们的小老弟董武在那儿当官，每次去都要与他喝酒，一次喝得竟然钻到桌子底下，吐了很多。后来我问他，你不会喝咋还这么喝，他说不喝咋办，只好喝了就吐。后来再去本溪市，先是事先声明，不见我们的同学董伍，就躲着他，这却是很可笑的。他八十年代、二零零年专程分别去黑龙江省和北京市看了我，他人很勤奋，还认真，真是人生难得几知已啊。要说他要用几页纸，老特就是我的好兄长一个。
在第一个学期，郝淑珍给寄来了我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四十六元，因她在银行出纳股，和我单位的出纳每月接触至少一次，为方便起见她就把我的工资直接扣下，负责给我每月寄钱。于是在以后的四年中，每个月我都盼望着她的汇款。我第一次给同学们发放生活补助金时，还出过这样一次错，开始时班级里有四分之三的同学有补助金，大概分四等，一等最高，是十六元，二等的是十二元，三等是八元，四等是六元，开始有些大意，多发了一份十六元的，我也没问大家，若问将会出很多麻烦事，只好牙掉了往肚里咽，谁让我有工资了。我这个生活委员除了每月发放补助金外每月还给大家发代粮票，分为粗粮和细粮，这种粮票是用很薄的一种纸印刷的，一大张几斤，分给大家很麻烦，每人三十斤，粗粮二十六斤，细粮四斤，粮票还要从中间撕开，非常费事，但这种事我做起来倒也不怕操心，月月如此。
我们班级的教室开始在机械楼的四楼西侧，这样上课也方便。教室一个班一个，除了英语课外，其它课都在大教室上。林业专业共有三个班，三个班一起上，所以林业专业的三个班就像一个班级似的，关系比较好，住宿的寝室也近，有的同学之间好的就像一个班似的。三个班之间时常会下下象棋之类的娱乐活动，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刘国法，小我三岁，农村来的同学，学习异常刻苦，而且一定要学出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子。说来也天真，他天天坐在大教室学习是不怕累坏眼睛，开学不久后便戴上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这才罢休。而且他的脑子应该说在全班级是最笨的，几乎各科考试都要补考，生活相当简朴，除了会打篮球以外看来也没任何爱好，除了睡觉就是学习，每天上食堂吃完饭就再买三个“勺糕”。好听吧，什么叫“勺糕”呢，就是我们天天吃的一种主食，用玉米面和成粥状糊儿糊儿，再用大勺子盛到笼屉上再蒸，熟了后便成为一个个的“勺糕”，这是粗粮的主食，他把几个“勺糕”用毛巾包着，带到大教室自习的座位上是饿了就吃一口，他这种学习的精神我们班级的同学们都佩服，但对这种自虐的劲儿头也纷纷窃窃私语。后来毕业后，刘国法又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他的刻苦学习的劲儿头也感动了带研究生的那位老师，虽然连考了几年，终于被录取了，硕士毕业后去了美国，后因癌症于不久前去世了。可怜的刘国法，他的性格很好，对谁都好，就是和班长刘庆红不好，不知道为什么，他俩可能都是辽宁省的关系，老乡和老乡之间，这在我们班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经常出现。
刘庆红是抚顺人，党员，身高一米七十八，特长是体育，他的篮球、排球、百米跑、跳远等都很好，特别是一百米跑和跳远、三级跳是我校的记录，一百米速度是十一秒九、跳远是六米六、三级跳是十三米五，他的学习也好，当时在我眼中，他就是天才，就是做人的典范，因此特别佩服他，我俩的关系也尤其好，四年间可以说是互敬互谅。后两年，我在班级中威信渐渐增长，而他越做越差，甚至后来垂头丧气了，为什么呢？他太清高，因为有才，长得也好，尤其一个大缺点是特别瞧不起周围的辽宁老乡，我们班的辽宁人多，有八个，原来觉得他是依靠，但大家一接触发现，他与一般人不说话，盛气凌人。他的辽宁老乡中农村的居多，他的家庭条件好，享受三等补助金，他曾经说过，你把一群人算是看做一群羊，讲话时对着羊讲，这样就敢讲了。其中他最主要的是找女朋友的问题，班里有四个女生，其中有一个是北京人，叫高喜荣，是我班的学习委员，圆脸，身体稍微胖些，身高一米六五，刘庆红与她挺般配，但开始时一辽宁同学追求她，这个人叫赫桂平，多才多艺，打篮球、吹笛子非常好，但那时的农村孩子可不像现在的，那时有点儿才就感到自己不得了。他家乡后来我们班级辅导员去过那里，是真正的穷山僻壤，几十里路有一个村镇，后来在县里上学，是村镇的高材生，上大学后自恃了不起，见着这个北京姑娘猛追，殊不知我们班长刘庆红也在追。这个高喜荣开始也脚踏两只船，摇摆不定，对俩人都保持同等的关系，这可苦了赫桂平，他们的老乡都向着他，但也无奈，以后她和刘庆红关系就定了，于是赫桂平水饭不沾、天天呆若木鸡、还想着朝思暮想已成泡影的和北京姑娘恋爱关系。他渐渐成了精神病，他在我的上铺，有时还小便*尿在*上，我也天天伺候他，生活委员责任重大，为了他的生活跑前跑后，渐渐他不行了，辅导员就把他送回了老家。最后没办法降到了下一届。但赫桂平的为人很好，多少年后在锦州干得不错，全无患过精神病的迹象，而且工作慢慢地干到了处级干部，对同学极为热情。我一次出差去东北，回来时他知道了，无论如何让我中途下车，在他那里停留，我也想见一见他，半夜在锦州下了车，他与夫人开车去车站接了我。我们在锦州海吃海喝了一次，还到锦州市最好的洗浴中心洗了澡。可惜他不太注重身体健康，体重达到了二百多斤，而且目前和爱人尚未有孩子，这是一个遗憾。就这样，班级里的辽宁老乡与刘庆红非常不合，看来还是穷人向着穷人，富人向着富人，当时这些老乡关系的详情我并不知道，只是有些表面事情多少知道一些，我和刘庆红关系还是不错，学校洗澡时两人同去，他还帮我搓过澡，也是平生第一次，第三学期刘庆红私下里对我说：“班长你来做吧，我也确实干不了，班级群众关系你也好”，在学校我对班干部一事儿无大所谓，于是就推脱了，由他去吧，最后他和高喜荣成了，八七年他俩人去了瑞典，一去杳无音信，再无了。
在学校的四年期间，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阅览室”。那时学校的新图书馆还没建，老图书馆在主楼的一楼，“阅览室”在主楼五楼东侧，我天天必去，“阅览室”就现在来说不大，但很安静，有各种的报刊杂志，有时报刊杂志的数量很少，要想看必须提前抢着去占座，人倒也不挤，可以安安静静地看报读书，有时一天不去也不行。一次管理员们因为学校演日本电影“追捕”，他们就去看了，下午没开馆，写了个通知，上面写道：“因学校组织看电影‘追捕’，不能开馆，特此通知”，这下捅了马蜂窝，许多和我一样有去“阅览室”瘾的人不干了，去了“阅览室”，好不容易爬上五楼，却吃了个闭门羹，一看有此通知，气不打一处来，见有的同学在写通知的空白处写上了“学校养你们是为了让你们看电影的吗”，“你们作为图书馆的老师看电影是工作吗”，如此等等，还有的接着在下面注上了“写的好，说的对”，我见此也煽风点火的加上了一句“太好了”。的确，我们这些学生做的也有些过份了，但是，大学恢复上课的初期，有些后勤人员还是树立不了为学生的后勤做好服务的思想，经这么一闹腾，以后这些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对学生的态度也好了许多。
我再说说大学的后勤人员和学生闹矛盾的事情，一次，关于学生食堂的伙食问题，东林开始时有三个学生食堂，一个当时容纳一千人左右，食堂有些做饭的服务人员态度十分不好，那时还觉得工人是领导阶级，仍有些“文革”遗风，觉得领导阶级伺候这些臭知识分子，架子有点儿拉不下来。在给学生打饭菜、盛饭、收饭菜票时态度非常恶劣，非常不友好，因此学生意见不小，学校为此专门开了会，决定召开一次全校学生代表给后勤和食堂的提意见大会，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如漫画、大字报等方法来批评他们。这下又算是捅了马蜂窝，学生们充分发挥了各种特长，这方面真是在学生中大有人才，他们有擅长毛笔字写得好的、有绘画水平高的，在偌大的食堂内一下子贴满了大字报、诗歌、漫画。其中漫画中描绘的内容令人忍俊不禁、几乎要捧腹大笑的程度，比如描绘的是一个小伙子歪戴个白帽子，手拿个硕大的饭勺，抬腿跨过摆饭菜的桌子，挥向在排长队学生的样子，有的买饭的人员，在粗粮主食“勺糕”时，“勺糕”大小不一，呈现出“爷孙三辈”的大大小小的样子，还有的服务员把“勺糕”拿起砸向学生，大喊“买不起别买”的凶相，画像非常夸张，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在学生们涌进食堂看到这些有点儿贬低食堂服务人员的漫画时，也真觉得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学校也是正面对待这件事，组织后勤主管人员反复观看，认真商量改善办法，撤换掉不适合人员，改做它事，后来食堂伙食明显得到改善，食堂的工作人员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学生的不满才就此缓解，这也说明了在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的初期衔接阶段，后勤工人与学校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之间发生矛盾的现状。
十一月十二日，学校组织了我们校的环校长跑，围着学校的围墙内跑一圈约一千六百米长，有六十个班参加，竞争也算激烈，每班出八名学生，进行接力长跑，现场热烈异常，可以说体现了以班级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水平，我们班真是团结的、能勇敢拼搏的、顽强的、有集体荣誉感的一个班级。现在还记得有我、吴红旗、徐红远、刘国法、李深、刘庆红、李冬梅等。我虽然个子大，但跑长跑的确不是特长，累的上气不接下气，眼看着一个个其他班级的学生越过去，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幸亏我们班组织了几个啦啦队，大家一起呼喊：“加油，快跑！”。又有送水的，还有准备毛巾的。我是跑第一棒的，第一圈在新生组里也仅跑了前十名而已，下来后就感到天晕地转，几乎不敢站立，硬撑着不至于跌倒。但后来绝没有想到，我们班级的几位竟也越来越厉害，一开始时吴红旗和李深跑在前面，李深是吉林农村来的孩子，年龄比我小四岁，岁数不大胡须挺重，少年老成，中上等身高，可毅力和持久力很强，脑子特别好使，数学、物理、化学的成绩好得很，老师讲的一听就懂。开学后，对于基础课的学习，我几乎一窍不通，干脆入不了门，尤其是数学，一上课就头痛，数学老师讲的“极限”和“数理统计”，就是入不了门，脑子里一团浆糊，懵懵懂懂的，一点也不会。但是，这点就佩服像李深他们，怎么一学就会呢？以后还知道他的长跑能力强，他也是这次的功臣，再说乌红旗，一听就是蒙古族，他小我一岁，身材高，篮球打的好，是我班的主力队员，跑长跑也行，后来是班级的体育委员，学习也好，平时很刻苦，后来在“海洋大学”做博士后，但现在竟然和谁也没过，据说去了加拿大，经商了。在长跑中大家一个个超越了对手，最后一个冲刺竟然获得了新生组的第一名，这虽是我们班第一次夺冠，也说明了同学们虽各有特性，但是作为一个集体，说明大家对维护班级的荣誉还是非常认真的、强烈的。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热热闹闹的第三届哈尔滨冰灯节开幕了。冰灯我倒是见过，那很多冰灯聚在一起的样子也可能很好看。到了晚间，我和李冬梅喝了点儿酒，与他在大学中走的很近，因为在班级里，我俩同岁，而且他的经济条件不错，在班级里可排第一，他没有生活补助金。那时同学们的家庭人均生活水平超过三十元就没有了国家给的补贴。他的父母亲都是教师，人均生活费也高，与困难同学相比，要强的不少。我们班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要数李振侠了，他是来自河南，说话口音很重，我能听懂三分之二就不错了，和我同岁，在河南老家看来也吃苦，他常说，在家天天挣工分，每天干一天挣十二个工分，挑粪算个强劳力的活，挑一天粪一个工分只给八分钱。我就此算了一下，一天充其量可挣九毛六分钱。他得了个一等补助金，满足的一天乐呵呵。李振侠毕业开始分配在信阳林校，现在在林业厅工作，大小也是个专家。二零一二年同学会，他喝了点儿酒大谈其工作，有点儿喝多了，席间多半时间就听他的了，还是一口听不大懂的河南话。后来和同学玩摔跤，和李孟摔的不分你我，第二天李孟还直叫嚷着腰痛。也真是难得大家欢聚一次，李振侠可是我们班级中大家的开心果，有他在的场合大家也是高兴。哈尔滨由于“冰灯节”的缘故被人称为“冰灯之城”，晚间与李冬梅在一起，算是欢度了一九七九年元旦。李冬梅有个弱点，就是恃才傲物，在班级里，除了几个人外谁都看不起。他是学生会的干部，会踢足球，有时就张罗大家来一场足球赛，我来充当守门员，大家也玩得不亦乐乎，他还会吹口琴，我俩还上台合奏过，但吹的没有我熟练。他有文艺特长，跳舞不错，在系里组织的舞蹈节目叫“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中，他扮演新疆老汉，叫“库尔班大叔”，穿上一身新疆服装（学校里文艺宣传队就有），戴上小八字胡须，胡须还会一翘一翘的，跳起舞蹈来还是蛮像的。
学校搞文艺汇演，我也大显身手做了二胡和小提琴的伴奏员，又干起了我的老行当，拉二胡给他们伴奏，经常参加排练，除了“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外，还参加了红军长征组歌“红军抢渡大渡河”的大合唱排练和演出。这次演的长征组歌，人员多，约有八十多人，分四个声部，声势浩大，气势磅礴，中间还有女声独唱，特别是大家的齐声为歌曲的伴喊，几句：“嗨哟!海哟！”，更是震耳欲聋，气势宏伟，这种场面，这种气势，使人热血沸腾，也深深感染了我。几十年来，这种场面在我的脑海中久久徘徊。由于经常参加排练和演出，和其他班级的男女同学也有机会混的较熟悉，要不是我生来性格腼腆，不爱与人交往，怕是能认识许多人，参加演出的有个男生是我们专业的叫柴一新，他是弹大阮的，也能喝酒，但经常醉醺醺的，有回排练，竟然喝醉了弹着弹着大阮就头一歪倒在乐器上睡着了。排练节目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美好的回忆，与七七级的几个同学开始是这么认识的，如丁托亚等，当然以后在我毕业实习的过程中还有了相处。实际上，长征组歌“红军抢渡大渡河”是历届院校大合唱的经典保留节目，大合唱那时我是用小提琴伴奏的，八把小提琴手并排坐在一起，也威风四射。那朝气蓬勃，英俊潇洒的豪气，大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回忆。三十年后我和同学李孟与他的的副院长一起喝酒时，这位副院长他是我们下一届的校友，曾留恋的说，那时看到我在舞台上拉小提琴和二胡，真是很羡慕，是那么样的多才多艺，真的很留恋，这是我第一次有人这么回忆过我，回忆我的过去，我的特长，也是很感动的。我们的长征组歌，代表校队参加了首届：“哈尔滨之夏”的文艺汇演，在舞台上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强烈灯光的照射，那平坦的木地板，那暗红色大幕，都令人难忘的。
其实在七八年的夏天，我也曾在县里的最大舞台上“电影院”为大合唱伴奏过小提琴，紧张的我汗流浃背，记得郝淑珍也在台下看着，那年，我可能是乐器摆弄的最好的时光。这些往事儿我要是不写不说，又有谁知道呢，自己也是有青春时代啊，有青春四射、满怀激情的大学时代啊，这虽然只是给别人看，我觉得也有必要。那些经常排练和演出的指挥叫于庆波的一位老师，他很有才气，有音乐的天赋，是哈师大音乐专业毕业的，指挥起来驾轻路熟，也指挥的好。
看看，又走题了，还是回到“哈尔滨冰灯节”吧。因为是第三届，来参加冰灯节的人也不少，那是在“兆麟公园”举办的。哈尔滨以抗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地点不少，有一曼街、靖宇广场、尚志路等，都是以李兆麟、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命名的，游客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虽是晚间了，但年轻人一对儿对儿的居多，我和李冬梅先到了松花江上。“兆麟公园”就在它的岸边，在平坦的冰面上，大家欢快地行走着，不时有人滑倒了，临近的人就哈哈大笑。冰面有一定的坡度，呈一面向上的斜面，大家在上面走啊爬的，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人人都很快乐，斜面上有一道裂纹，是一道冰缝，于是人们争相在冰面上爬着，我在日记中记载，大家如同“王八”的样子四肢着地，一点儿一点儿向前挪动，有人奋力用手扣住裂缝不至于滑下来，最后，谁最先够到裂缝处谁就算胜利了，四周年轻人鼓掌加油欢呼。我们从松花江上走到“兆麟公园”，这才是冰灯展现的最好场所，一个个大冰块被雕刻的晶莹剔透，有的像各种动物、有的像名胜古迹、有的像各国的代表性建筑，冰块里面放有灯光，灯光一亮，犹如走进了童话世界一般。冰雕的作品被各种彩色灯光照射后一反射，辉映的五彩缤纷，真是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就像进入了龙王店般的，让你举目望去，无暇顾及。我俩走到靠中心处，有一个完全用无数冰块垒成的硕大滑梯矗立在眼前，众人在这里欢呼呐喊，簇拥着的人们挤成一片，走近一看，原来有的人从一边排队要上到滑梯的顶端，人从上边呼的一下滑下来，使人感到了滑行的块感，感到了速度的飞驰，无数的年轻男女结伴而来，彼此互相协助，互相友好竞争。由于冰面光滑异常，大家彼此互相跌倒，出现了你跌倒我搀扶、我跌倒你扶起的欢快场景，由于滑梯的后面排起了长队，而走上的人们因互相跌倒队伍前进异常缓慢。我和李冬梅有点儿急不可耐，就直接从向下滑行的一面朝上攀登，但实在太滑了开始就来个“狗啃屎”，但我俩就不信这个邪，仍然继续向上攀登，滑下来后再攀登，滑下来一次我用手奋力托着他再来，加之周围的人们齐声高呼：“加油，向上爬！加油，向上爬！”，他们在滑梯周边围了黑压压一大片，加油的呼喊声震耳欲聋，我俩于是勇气大增，终于李冬梅的手搭到滑梯上面的人们，被他们一把拽了上去，此时他兴奋异常，仿佛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一般，双手高举，嘴里高喊着：“乌拉！乌拉！”，欢呼雀跃。但这个“雀跃”还没有跃起来，就像俗话说的那样：“乐极生悲”，脚底突然一滑，整个人就从滑梯的顶部飞快向下快速奔驰而来，这个速度几乎像奔驰车快跑的速度，下面已经挤满了一堆人。我急忙条件反射般的快速躲过，飞身一闪，他人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般，砸向下面的人们，可伶他还是个近视金鱼眼，只有眼镜是个可碎物，偏偏它不知撞到什么物体上，于是撞了个粉碎，碎镜片不偏不斜深深的刺进了左眼框上，我连忙把他从人群里扶起。只见他口里仍念念有词，显然精神状态已由极度的兴奋慢慢转向惊恐、惊吓和沮丧，鲜血流满了整个左脸颊，我看他的样子伤的是不轻，那时我们这样的人也不知道有什么急救车，脑子里就也没想什么，连忙搀扶着他走出人群，周围的美景再也不顾及观看，赶紧上了二路无轨电车，那是从终点直接到我们学校的。当时恰巧在东林与哈师大之间有个林业医院，可能现在还有，当时的条件也算不错，更主要的是我们也只了解这个医院。扶着李冬梅走进了医院后已经晚间十一点多了，急诊室的医生查看了他的伤情，用镊子轻轻夹出深深嵌进去的眼镜玻璃碎片，然后说需要缝合，我连忙喊道，这不是要毁容了吗，大夫说，这倒没事，只是要打针麻醉药，我赶忙问那能不能影响智力，因为知道在头部打麻醉药要影响脑部的发育，那以后这位是科学家、大领导的材料，给大夫这么一说他也谨慎起来，说可以尝试着用最小的剂量，基本上不会影响今后的智力，这样轻轻地给缝了七针了事。已经十二点多了，共花了近二百元钱，于是我俩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宿舍，就是这样我俩度过了一九七九年在大学里的第一天。这次我俩勇闯“哈尔滨冰灯节”的趣事，足以和现在的“哈里波特历险记”媲美。但是以后却在李冬梅眼眶上留下了一点儿永远难忘的伤痕。
“植物解剖学”“树木学”要结束了，这两门课学的虽然稍微费些事但还是过的去。说实在的，我对：“植物解剖学”是很看重的，因为是文字的，好理解，另外图解多，能画画，每次作业都有绘图。要说绘图，我们班在林学专业的班级中是最好的，我的同桌赵士开，和我同岁，他也工作了几年，会木匠活，是辽宁省人，和刘庆红都是抚顺的。赵士开这人心很细，图画画的在班级中可以说是最好的，风格我和他很接近，但他的画又细又准确，每次做作业，我俩的图绘的如同书中的一般，老师看后非常赞赏。而且不仅如此，带动了全班同学，整个班级的绘画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老师为此还举办了七八级林业专业的“植物学作业”绘图展览，对我们三班的绘图赞不绝口，同时还带动了诸如“树木学”、“昆虫学”、“测树学”的绘图和学习成绩的上升。其实，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再加上心细认真，又是工作多面手，自然绘图就好一点儿。我们年龄稍大一些，但是数理化的基础不行，有关文字方面的专业课还是擅长的，我和赵士开同桌四年，在一起没红过脸，更没吵过架，互相尊重了四年。三十年同学会的时候，他还去车站接了我，他胖的我猜了几次竟然没有认出来他，因为实在太胖了。但三十年来运气不好，一次受贪污的牵连还免了职位差点儿蹲了起来，还好，应该能保持退休的待遇。一次在学校赵士开一连几天，吃饭吃不下，而且人瘦的厉害，我一问才知道他拉了几天肚子，在学校集体住在一起，就怕传染病，我是生活委员，又是同桌，连忙给学校老师说了，赶快让学校派了汽车送他到医院。谁知学校来了一辆解放牌大货车，我一看连忙把他拉进了驾驶室，那个年轻的驾驶员一问什么病，赵士开回答的也专业，说，可能是肠炎，那个熊驾驶员一听这话就知道是传染病，竟把我们撵上了货车上，可是赵士开也不含糊，一抬腿跳了上去，熊驾驶员一看这同学能跑能跳的还用车送，把我们请下车后一掉头开回去了，气得我要再找校方理论，后来倒被他劝住了，想想就是吵架可能也白搭就罢了，就算饶了这驾驶员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