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了县里，特别是见到了陆基林又有不少的话要说，他总是能给我很多新的消息。一次，他悄悄地对我说，据可靠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了，就是要考成绩的，不管啥人，只要成绩达到标准就行，我心里“咯噔”一下，只要成绩就行，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啊。另外，我在粮食系统也干得不错，正是风起云涌的时期，但平时愿意学习的我还是有点儿心不在焉，陆基林拿来了不少的复习提纲，是他家里寄来的，厚厚的一沓，看了看这些东西，我两眼一抹黑，这是五六年前的东西了，生疏的很，怎么办？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粮油厂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我的习惯是天天早起，每天四点就起来，要准备好一天的事情，包括学习我的各种爱好。这天正是发工资的时候，我们厂是每月十九日发工资，发工资时我要把互助会的互助金扣下，但上午没去银行存，该发的发了，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把近二千元钱放到了抽屉里，之后就锁上了。我同屋的有会计和出纳，还有欧阳晶临时保管的一些钱，隔壁的还有马春琴保管粮库的大量粮票。早晨我去了办公室，一进去大吃一惊，我的抽屉被撬开，欧阳晶的、出纳的抽屉都被撬开了，窗户半掩着，窗外就是板障子做的围墙，外面是大街，当时的反应就是肯定是被小偷光顾了。之后连忙把值班人员粮食科的秘书王海喊了过来，王海过来说，我看着现场，你去把撬开的抽屉主人尽快喊来，看看少没少东西。于是我急忙一路小跑，就到了姚志义、欧阳晶他们家，这时天才蒙蒙亮，早晨五点多钟，把欧阳晶喊起，急忙向她说明情况，和她一起回到了厂办公室，我俩和出纳都检查了自己的抽屉，欧阳晶和出纳仅少了百十元钱，是她们自己的，其它没发现丢失了什么东西。原来下午我已把二千来元钱存在了银行，隔壁的房间马春琴保管的几十万斤粮票也仅仅少了几百斤全国粮票，它们保管在书柜里，仅用普通的挂锁锁着，不丢才怪，几十万斤粮票啊！实际上，这次小偷是奔我的抽屉去的，因为我往抽屉里放钱时有许多人看到了，以为我粗心大意并没有把它们存在银行里，但在这天下午又取出存上了。对于这次失窃，我是心平气和，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因为把小偷给骗了，这个小偷也是缺心眼儿，放着几十万斤粮票不动，仅仅徒劳的撬开了这许多的抽屉，而且他穿球鞋爬窗而逃的脚印还清楚的留在了窗台上。当天下午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来了，不厌其烦的让我介绍情况，让我说是怎么发现的，还让我判断判断谁的可能性大，谁最穷而且怀疑偷盗的可能性最大等等。他们并反复测量了那只球鞋印，而且给我看了又看，我把自己的判断和分析说给了他们，指出了几个怀疑对像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一是年轻人，能跳窗户，身手敏捷，能穿球鞋经常运动的；二是急需用钱，要结婚或家有急事的；三是我厂的内部人，熟悉详细情况的，而且脑子不算太灵活的。分析了这几点后，还举出了几个具体的人，我觉得凭着公安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刑侦工具，这种案子怎么也能破了。公安人员听了我的判断和分析后，大为称赞，说咱们县公安局缺的就是你这种人，把你要过去算了。但后来不知是咋回事，他们倒公开举行了几次群众大会，在会上公安人员公然叫嚷，知道是谁了，你要知趣就站出来，要不就抓了，真是能唬人，结果徒劳无获，一事无成。这次我真看出公安局的水平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并不是像电影中的侦探那样，那么神，公安人员也是人，分析、判断、整理、归纳的水平也就一般，只不过写小说、电影的人把他们给神话了，终究这案子也没破。而我也是安心在粮食系统工作，准备以后要准备做个秘书了。
陆基林拿来的学习资料也看了一看，有些我觉得不算太难。如政治、语文是自己本来熟悉的东西，就是数学难一些，要是能找来有关的资料也行。其实在当年，最难的是学习资料，陆基林说，他可以为我负责这方面的事，说着就领我去找他的好朋友，你说去了哪里？领我去了县养路段，找了与他一起参作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同学。我俩到他那里后一提到我爸爸，恰巧他的这位同学在我爸爸手底下工作。那时我爸爸调到了建桥指挥部做指挥，那座桥建在稻田村，正好他们就住在那里。他和陆基林的关系不一般，他俩的父亲均为复旦的教授，一起下乡到我们县。也爱好学习，特别是英语，他那里有些学习资料。他也是经常到县里来，见了我去也很热情，看了我写了些俄语字母，因为完全不知道要考什么，觉得要考的话还必须考一门外语，所以我就准备学习俄语。我写了几个字母后他摇了摇头，说看来没有太学习过，写的时候应该向上一些在作业本的空格里，格式不对。说中央保证要在今年进行高考，准备准备一下倒有可能，反正他和陆基林一定要准备学习的。从他那里得到了些复习资料后，我便下了决心，我也考一考试试，从此以后便把几乎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复习之中。
这时期，粮食系统的那桩盗窃案也还正破着，县公安局倒是来了一个领导与粮食科领导交涉，要求把我调到公安系统去，粮食科领导开始不放，后来无奈说要征求我本人的意见，向我说了这个情况。我心想，要么准备好好复习考学，可不能三心二意，在粮食系统工作的也不错，在这里干的红红火火的，于是就拒绝了去公安系统，还是收下心来，好好学习吧。复习资料还是不够，于是又找了一些，都是些天津出的高中教学课本，又找来的不少了，从那年的八月份开始复习准备高考。我这人特点是要下了决心干什么事，就能坚持下去，这样也有可能干成功，因为就豁出去了，全力以赴。我从那以后就给自己定下了作息时间，和陆基林约好，我俩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天早晨必须四点起*，晚间要十二点睡觉，保证每天八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形成雷打不动的习惯，就这样开始了我艰苦的复习过程。
回县后，该复习功课学习了。为了能日以继夜的坚持熬夜，也采取了一些“先进”的方法，听说“可可”作为饮料可以提神，在我们县是没有它的，于是托陆基林从上海买了带回来了。一次竟然买了一大袋，足有一百包，一小包一毛钱，一杯一小包，天天晚间要喝两杯，晚间困了咋办呢，实在不行就趴在桌子上瞌睡一会儿，就一小会儿。但有一个字，就是要熬，要坚持，否则会半途而废，有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下去就会背着古代的有名训句叫“头悬梁锥刺骨”的句子来勉励自己，就这样天天每天必须坚持八个小时，有时的确学不下去了，急得抓耳挠腮，屁股在椅子上坐得直磨叽，但实在不行就硬靠时间，就是不学习也要靠到时间。白天工作有时困了咋办，也好，粮食有的是装粮食麻袋堆，躺着麻袋堆里眯一会儿，就算是补充了一下睡眠。也不好请假，没有工资不说，若考不上人家的讥笑也是受不了的。八月中旬，终于等来了国务院下达正式举行全国高考的通知，要在十一月初进行全国分省出题考试，先是初试，等初试合格后再进行统一考试，就这样如此复习了两个来月。
这中间有好些热心人来帮助我。眼看时间在一点儿一点儿的过去，我的复习并没有什么进展，几乎样样都啃不动，在临近高考的三天前，终于坚持不下去了，怎么也坚持不下去了，我渐渐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我是什么水平？九年级的高中毕业生，连九年级都是冒牌货，还弄虚作假的跳了一级，这许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一届连个敢报名的都没有，上班干干工作还行，要凭考试成绩，够呛。考大学，这么许多年轻人都想考，有那么多上海知青，还有那么多老高中毕业生，就算初中毕业生陆基林那样的，都是复旦附中的优秀学生，哪一个也比我强，这么一想，心里也平静了下来，就这样能准确的估价自己了。
于是离高考还有三天时间，我跑到县里招生办，提出要求改准考证，将已报考的大学改为中专，招生办的人说为什么，现在时间来不及了，不给办，硬生生的话给顶了过来。我好说歹说，他问，怎么改啊，反正改不改也考不上，我说改个中专吧，他倒很痛快的给改了个中专，于是我拿了个中专的准考证，把大学的准考证给了他们，就这样我只能考中专，大学给取消了。那一年的高考报中专就是考中专，报本科就是考本科，不能越级考，国家以后才改正过来。我拿着考中专的准考证，一颗心才算安静下来了，这样考不上也不会太丢人，但是，那次高考初考的题目在初试时是中专和大学一张卷，这是我万万没想到，当我拿着改成中专了的准考证给了陆基林看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感到我太不可思议，你觉得自己不行，但不是白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吗？他又鼓励我，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正常发挥，完全能考上一所学校的。其实，恐怕他连自己能不能考上也难说，但陆基林的水平我知道，他的数学相当好，仅证明一个公式的数学验算就能写几页纸，而且脑子很够用，根本没有慌乱的时候，晚间他为了休息好，经常用一条白毛巾放在头上用来镇静脑子，而且学习起来也是不要命。我感到他一定能考上，他若考不上恐怕中国就无人能考上了。
总算考完了，十一月中旬考试，整个考试中，一切顺利，在县的第一小学教室里进行的，秩序良好，大家很守规矩，老老实实，只顾埋头做试题，直到铃声响起，有些考生还手忙脚乱的在做试题，我只知道语文政治实在简单，比如政治题，简单到连“四人帮”名字是谁要全写上也要给一分。这次考试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中专和大学的初试竟然是统一卷，就是说它们的难度几乎是一样的，这次我失算了，大概也预示着我今后经常失算吧。考试完后，全县人们议论纷纷，大家都在谈试题，好像人人会做考试题，说考试题是多么多么简单，答案应该怎样怎样，仿佛人人考试都能及格。凡是认识我的人见了我都会谈及考试，但几乎没人认为我能考上，那时能上个大学可就是神秘了。。
我一年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最近党组织让我填写了“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一般来说，只要填上这个表再考验几年就可以入党了，但是手续也非常繁琐，“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一年也要填写几次。杨吉杰（他已经入党）是我的考察人之一，这些天来，天天都在讨论职工调整工资的问题，一个个的排队对比，但是对这些事情我已经不热心了。粮食系统要组织练扭秧歌，要求青年人都要参加，科里的秘书王海找我去商量此事，因为要我动员人员参加，扭秧歌的队伍很好笑，前面马春琴领头，她的个儿矮，约有一米五多点儿。而我则是穿个短大衣，在后面忽闪忽闪的扭，在粮食大院里，很多人排成一队形成一个大圈，结果领头的跑到了我的身后面，我这个子最高（一米八六）的和个子最矮（一米五六）的则在一起，扭啊扭的，也令人忍俊不禁。后来我和姚巍等四人吹唢呐，倒发现效果好一些，吹唢呐就要求一个调，四个人练了一会儿就可以通过，给他们扭秧歌的吹唢呐也不是好玩的，吹唢呐时间长太冻手指了，一会儿就要暖和暖和。
曹军虽是个女孩子，来后分在面粉车间看箩，天天也弄个灰头土脸的疲惫不堪，因是在粮食住宿也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打个羽毛球啦、打个乒乓球啦她也一起玩，这些男的在一起喝酒她也去混个局儿，久而久之，我们也把她看成一伙儿的了，倒也有了一些感情。一次她把她妹妹领来了，她妹妹在黑河，据说参加了体操队，小妹妹小巧玲珑，活泼可爱，我让她来个体操表演翻个跟头，小姑娘摇摇头说不行没有垫子，我才知道她这是专业用语，没有体操用的专用垫子是不行的。
曹瑞钟是上海知青，七六年从县里的“红石磖子”（可能是在后来县有名的游览胜地茅兰沟）水电站入工厂的，虽是上海人但很能喝酒，为人豪爽大方，性格有些像东北人，他的爱人也是上海知青我们管她叫小刘。陆基林说过他第一次与未来的老丈人丈母娘见面的故事。说曹瑞钟首次登门拜访，见面也不客套，与对象家人喝酒时，边喝酒边吹牛，竟不知不觉喝多了，可能老丈人也陪这未来的女婿喝了一些。曹瑞钟稀里糊涂要解小便，大概酒多尿急，他竟然站起身来对着烧蜂窝煤的火炉便浇下去。事后就醉的不省人事大睡了一觉，这是出了个大洋相。以后却也没妨碍大事，二零零零年在上海，我去了他的家与俩口子喝了酒，我们一起回忆过去，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