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大家不禁对我家是如何到了东北有些疑问，那么就对各位介绍一下吧。
先聊聊我父辈的家境。我爸爸家里兄妹五人，他在家排行老四，有我的两个大爷，另外还有我的两个姑姑，其中他上面我的一个姑姑比他大一岁。我爷爷叫黄风彩，他从年轻时做生意，家中无地。我看过爸爸的家史资料，一次爸爸不知从哪弄来一个档案袋，让我给有关部门写信，看能不能要回人民公社占用的咱家房产，袋里装有咱家过去的一些历史资料，有全部的家产，上面写有房子九十几间，地一亩半，毛驴四分之一条腿。同时爸爸也给我介绍了一些过去家里的情况。
他说从我爷爷辈，家里就辛勤做生意，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已有点心铺、杂货店、旅店，甚至在解放前还有钱庄！是我们县有名的大户。
那时这么有钱遇到土匪时怎么办？爸爸说，家在山东老家县里的兴隆集住，我们县的南边这一带都是平原，那时大股的土匪都在西面几百里枣庄一个山区叫抱犊崮的一个地方。在我家乡的一带有土匪，他们也是些乌合之众，一些小混儿混儿。我们家里有一个大院，大院的四角上有碉堡，上面堆一些石灰袋放上一两杆鸟，来了土匪就先扔石灰袋，对空鸣鸟，不行再打两，就把他们驱赶了算完。二十几年前我曾跟我大姑去过老家，她指着靠街的一排老式旧房说：“这一片过去都是咱家的房子”。
解放前那里是日本鬼子、伪军、国min挡、八路军互相争夺的地方，那时我爷爷与日伪、国共三方都有关系，说是还掩护过八路，唉，不搞好关系难以生存下去。而那时的八路领导是后来当上专区专员的孙专员。正是这位孙专员的证言和保护，解放后家里因地少（家庭成分按地划）划了个中农。谁知一九五七年因反右，孙专员不幸摊上，我爷爷因无他的保护，而在广大贫下中农中不缺仇富之流的鼓动下，则又被划为富农。当时，我爷爷那时还算有资产，房产被公私合营后还当副经理，但划为富农后则房产全部被公社占有。听我姑姑说，那时的状况极为悲惨，当时家里人也不知道情况，都像平常一样去开会，在会上就被宣布为富农，那就归属于“地富反坏右”一类的，那是中国革命的对立面。等全家人回到家，全部的家产已被贫下中农们分光，房屋也是。据说当时贫下中农纷纷到店里搬柜台时两柜之间缝隙里的银元也有十几块！后来全家人仅剩下身上穿的衣物，就连换洗的衣物也没给留下。而我爷爷的副经理也被拿下。我爷爷气不过，然后想来不如杀身成仁，自己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一生到头来竟然落个这样下场！于是他一气之下跳井自杀。这人啊，死是好死，自己能得到解脱，但人活着也是为了自己所爱的其他人活，不应该这么自私。
那时我大爷虽聋哑但能干活，二大爷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大姑（比我爸爸大一岁）在县医院做护士、二姑在济南铁路段做学徒工，而我爸爸光荣得很，当兵五年转业后在公安处当干部，除我大爷二姑外都是**党员！我爷爷一死不要紧，几乎立即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家庭成分被改为富农又是“现行反革命”。当时共缠挡对此可不讲情面，以上人员立马一律开除下放到农村老家，党籍也开除。立即回老家，回老家听是好听，现在说是“常回家看看”,但那时家里只有一亩半地，还要交公粮，这些人都是精壮劳动力，家里只有我奶奶在家，哪有供这些人吃的东西。只好先不讲理了，现在是“告状、尚访”，那时哪有这些机会。顾肚皮保命要紧，于是乎赶快想出路。我大姑二姑是大姑娘，又年轻，我大姑非常漂亮，当时在我们县人称我妈和我大姑是县里的“两朵花”，不愁嫁。一九六五年我妈妈碰巧认识了已离婚的抗美援朝回来的姑父，就把他介绍给了我大姑，这位姑父当时是县交通局局长，他可不管这方面的事，结婚后大姑生了两个表弟，生活就好了起来，这是后话。二姑也找个黑龙江人嫁了，姑娘好办，而拖家带口的男人不好弄。我大爷二大爷回家在人民公社干活。而爸爸呢，从解放前开始上学，一九五三年恰好高小毕业，他十三四岁个子也高，大概也有近一米八，算大高个了，恰逢抗美援朝，山东兵也好招。我爷爷可能想，男孩继承父业也就一两个足够，于是送爸爸当兵，但年龄小不够条件，又给招兵的磕头作揖，可能又挖门子找窗户的。爸爸当兵后年龄小个子高，无力气，怎么办，嘿！有办法，当警卫员，于是做了四五年青岛警备区司令马向光的警卫员。马向光，老红军，文革期间曾任浙江省常委，一九八八年去世。在一九七六年时我去上海周边出差，爸爸曾给我一封他写给马向光的信，我到了杭州后，见此人住的地方森严壁垒，不好进入，不去也罢了，出差时我们两人，也懒，便失去了与他见面的一次机会。爸爸做警卫员期间，也跟着领导去了不少地方，北京常去，还去过西臧。转业后到了市里的公安处，公安处也需要像爸爸这样的人，身体魁梧、身材又高、**党员、当过兵。领导见他个子高一米八三，让他暂去公安处篮球队管理伙食、边参加训练。但他篮球打得并不好，七十年代初，有人见过他参加比赛，这人也看过我打的，说不如我，但爸爸有个国家三级运动员证书，偶尔拿出来显示一把，以示这方面要比我强。
一九五九年，全家遭厄运后我爸爸痛遭公安处开除公职、党籍，下放到老家。当时我已经三岁了，我妈妈当时在县里的百货公司上班，很出类拔萃，好不容易当上**党员，因我爷爷家庭成分突然改变，成为了“现行反革命”的家属，也要大祸临头！
我爷爷与我姥爷早年在县里都是有名的人物，我姥爷年轻投入革命，跟随孙专员工作过。解放后任职县城的所在地城关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在文革中挨过批斗，文革结束任县城关镇政协主席。一九八五年因病去世。
话说在解放前的某一天，他与我爷爷一次偶尔见面，说，你我两人都有十来岁的男女小孩，已到定终身大事年龄，且男的潇洒，女的漂亮，双方条件均可，何不结成一对。两人一拍即合，定下爸爸妈妈终身大事。一九五五年两家事业顺利、家庭兴旺时。爸爸妈妈结婚，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我妈妈有了俩男孩，老大是我，叫黄新军，老二叫黄线军。我记得五六岁时见过他的样子。当时我在县幼儿园（县里唯一的幼儿园），他也在那里，有点黑瘦，跟我爸爸和姑姑有点像，是我姑姑送他去的。爸爸妈妈婚后美满幸福，但好景不长，乐极生悲。爸爸被开除后妈妈也受牵连，领导多次找谈话要其站稳立场，要与黄家划清界限，当时正是她入党不久，此时如何站稳立场？如何划清界限？我妈妈思来想去，只有离婚一条路，才能与黄家这个“反革命”家庭划清界线，于是，赶快离婚，两孩子一方一个，我像老杨家，长得像，我妈妈要，黄线军像老黄家，我爸爸要，此时我改名叫杨新军，我妈妈一人从此照顾我到去东北前的九岁。
这时，爸爸与我奶奶在农村老家一起生活实在过不下去，恰好有一远房亲戚在黑龙江省乌拉嘎金矿当工人，万般无奈之下，决定投奔那里，把黄线军暂寄放在我大爷家。于是，爸爸于一九六零年乘上了济宁去哈尔滨的火车（那时看过‘焦裕禄’电影的人都知道，无数人们乱哄哄在火车站拥挤要去东北的场景，也如实地反映了我爸爸当时的状况）。幸亏他在部队跟着首长走南闯北过，又有文化，一路在火车上勤快地帮助乘警维护列车次序，扶老携幼，大受乘警的赞许，一路上竟然没向他要车票和证明就顺利到达了哈尔滨市。随后转车到了伊春，在那里恰巧碰上县养路段来招工，那时黑龙江省的边境荒凉地区缺少搞工程建设的工人，这个县便派出车辆去伊春等地招收关里来的盲流（指盲目流动的人），我爸爸竟然有幸被挑中，到了临近里县的汤旺河（当时叫东风）林业局。虽然那里离乌拉嘎金矿非常近，但我爸爸想：找到亲戚后还要再找工作，而现在自己已找到工作，就不必再麻烦亲戚了。这样，他就荣幸地成为了一名县养路段的养路工人，当时是名临时工，七十年代后才转为正式工。
招工后县养路段派我爸爸去当时的东风林业局背粮。那时县里还没有通公路，从东风到县里二百多华里路，历经有原始森林、塔头甸子，还要数次越过一个小河流“结烈河”。
那时是东北黑龙江冬春之交季节，时有“堰流水”，就是春季融化的水有时流在冰面上，背粮的由六七个人组成背粮队。我爸爸在那里荣幸地结交上一个人，就是我现在的岳父郝延升，他是背粮队的队长。可以想象到：两位老前辈一起深一脚浅一脚，在冰水里蹚着，一边身背几十斤重的粮食，一边手拿砍刀在原始森林中砍着灌木摸索前进的情景，他们时常四天的路程三天走完，为的是多拿点报酬。我岳父回忆说：“脚上穿的毡鞋，冰水泡湿了就用火烤一烤，我爸爸也很能干，个子高，两条腿也长，走得快，还替我背了些东西”，背粮后，县养路段对我爸爸的初次表现很赞许，开始修路了，就让他带一个小队，成了小头目。一九六四年县里直达东风林业局的公路建成通车，县养路段下分十个道班，全长正好一百公里，大约每十公里一个道班，养护着这条公路。我爸爸工作踏实肯干，经历多，更重要的是有文化，他的钢笔字写得好，基本上是仿刻钢板一笔一划的方块字体。那时信息的传递全靠写信，几乎全养路段的人看到我爸爸写的钢笔字都说好，他后来就被任命为“小滚沟”（在县城南十五公里）道班班长，领着十几个人在小兴安岭的两座山之间山脚下安营扎寨。我听他说过，有一年几乎一人在那里过春节，上山用套子套了个兔子烤吃了，算是过了个春节。大概在一九六四年，小滚沟道班不知因何原因着了一把火，后来有好事者要讲我爸爸的事就说，“黄班长火烧小滚沟”，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把火并没有把我爸烧焦，分毫未伤着，他后来仍然被重用。
一九六五年初，养路段在“一班（在明德北一公里）”弄了个小农场，给养路段段部种粮种菜，又让我爸爸当所谓的农场场长，带领六七个人，还有几匹马、几头牛在那里种地劳动。几年后我被其中一匹高头大马所震惊。那匹马十分高大魁梧，远远地高出其他马匹，我爸爸一米八多的身高也就和它一般高，枣红色。根据马的年龄推算，大概是日本开拓团的良种后代。
此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黄线军不幸淹死了！他在大爷家被照顾，那时大爷家只有一个我堂姐，可能是五六岁的小孩子淘气，跟其他孩子在水塘玩耍，不慎溺水而亡。出事后我大爷还牵来一头牛，孩子在牛背上躺了一会儿，终回天无术。我爸爸伤心欲绝，终想到要与我妈妈复婚，于是信件往来非常频繁。双方再三商议，我妈妈单身带着我已有五六年了，三岁我上幼儿园，大点儿一周接送一次，但我妈妈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也不能这么靠下去。可能是我爸爸又说东北如何如何好，自己干得也不错，俩人在一起总比单过强之类的话，我妈妈终于同意带我去东北复婚团聚！此时我已经上关里老家县西关小学，记得当了一年班主席。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我爸爸又调到明德道班当班长，我后来的岳父郝大爷是副班长，同年十一月，我爸爸回到山东接了我们，再领我们到了东北。
这就是我们家在由关里到东北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貌似不简单，但是在当时来说，在那个时代，也是许多人们的经历。那时正值我们国家经历政治运动的开始，紧接着又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还有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以后这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可以说凡从那时候过来的人们，哪一个没有经受过种种苦难。但是我的长辈在运动中因为成分不好而没有受过什么过分的冲击，也是平安地过来了，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