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全国讨汪运动进入到了高潮。
汪精卫万夫所指！
但很显然，他并不准备在这条路上回头了。
伪政府的正式成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各个部门的名单都已确定。
这其中，由孟柏峰出任汪伪政权司法部部长。
社会各界强烈喷击，群情汹涌。
国、工两党再度联手，对伪政权的本质进行了揭露。
汪精卫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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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叛国的道路上，他已越行越远。
而在这一年，上海的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939年12月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道格拉斯任期已满，卸任回国。
英国人克拉斯爵士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新的总董。
而这位克拉斯爵士，是一个出名的妥协派。
他畏惧日本人，最担心的就是日军进入公共租界。
因此在前任的基础上，他一再的向日方做出让步。
1940年1月2日，在他上任仅仅几天之后，就与日方签订了“租界十六条”。
这十六条规定了公共租界确保中立，保证日人在租界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租界内的重大人事变动等等应提前支会日方云云。
即便在工部局董事会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认为克拉斯爵士严重出卖了公共租界的利益。
但克拉斯不为所动。
他著名的言论就是“只要能够确保租界的安全和独立性，我个人名誉上的损失，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而克拉斯和“十六条”的出现，让军统局上海区的局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
众所周知的是，上海区之所以能够在公共租界如鱼得水，依靠的就是和工部局良好的关系。
从工部局董事会的各个董事，到总裁，到警务处长，上海区始终和他们保持着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友谊”。
而现在，这种友谊却面临了严重的挑战。
1月8日，在克拉斯的亲自监督下，巡捕房突袭了位于静安寺的一个军统联络点，逮捕了四名情报员。
1月9日，丁默邨、李士群到访工部局，受到了克拉斯的亲自接见。
1月18日，最严峻的一幕发生：
军统局上海区情报二大队大队长宋登，遭到巡捕房方面的逮捕。
当时，他的手下准备反抗，但被宋登阻止，甘愿上了警车。
宋登的决定非常理智。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宜和工部局方面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
上峰会拿出办法来的。
而在他决定束手就擒前，他告诉前来逮捕自己的探长：
“我可以和你们走，但你们不能进入我的办公室，否则会发生什么，我不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