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的南城和北部发展不同步，被称为“阴阳脸”城市。
南城的概念，是指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宣武门这“前三门”往南的区域。
据史料记载，南城早在元代就已形成了较为繁华的商业区。明永乐年间，从南京迁来的商户达.7万之众。到清代，南城已经形成一个“集商业、娱乐和汉人士大夫文化为一体的独特城区”。
但随着清末国力衰微，战乱频仍，南城与整个北京城一并滑落。民国时期的北平政府也曾有过重振计划，但198年建都南京，这个计划便成了一个肥皂泡。
195后，北京历经数次区划调整，崇文、宣武，丰台以及后来并入的大兴、房山，形成了今天的北京南城地区。
公开数据显示，008年，原崇文、宣武两区的gdp不及东城和西城的1/5，丰台不及海淀和朝阳的1/40，南城人均gdp不到北城的一半，仅为北城的46%。
有人说南城处于“下风下水”，自然条件和百姓居住心理，都有着天然的区位劣势。
也有人说南城的现状比较破碎，铁路、物流、车站、码头等不可移动本体多，整体规划难度大。
就投资规律而言，资本必然流向发达地区，而且资本越扎堆儿产生的效益越大。因此，南城的开发要逆着这个规律走，其难度可想而知。
南城的人口结构复杂、产业层次低下，是其发展滞后的后天原因。资料显示，南城的暂住人口超过总人口数40%，普遍存在受教育水平低的问题。高中以上学历人口仅占18%，“低保”和失业人口基数十分庞大。南城实际上就是“没有户籍的人口的聚集区”。
据说南城历史上也不是精英人群的聚集区。史料记载，居住在南城的“土著人口”，也多是以服务业为生的下层市民，如手工业者、小商贩、店铺学徒，以及天桥“八大怪”的街头艺人之类。
解放后，新中国的政府机关普遍搬进东城西城留下的前清王府。比如北京市政府就选择了正义路东侧的肃王府，公安部就选择了正义路西侧的淳王府，教育部选择了西单大木仓胡同的郑亲王府，民政部最初则选择了西黄城根南街的礼王府，等等。
由于清朝皇帝早被民国推翻，世袭了十来代的王爷们早已风光不再，王府早已经易手归入军阀新贵名下，或者被列强劫掠，属于“公逆产”房子。“公”就是公产，“逆”则是逆产，即国民党政府官员、汉奸、特务等政治上属敌对分子的人的房产。房子主人要么跑了，要么抓了，要么被镇压了。王府较大，适合办公，其它公逆产房子面积较小，就都分配当了宿舍。后来中央政府在三里河一带兴建了新的办公楼和住宅楼群，这在客观上仍然沿袭了官宦人家聚集在东城西城的旧例。
共处南城的崇文、宣武，曾流传一则笑话，说他们在旧城改建时，拆了一条街，只拆出一个科长，还是退休的。因为在严重依赖政治和国家资源分配的城市发展逻辑下，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潮中，包括十大建筑，北京饭店改造、建国饭店等现代商业设施等，南城早被选择性遗忘了，只是充当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