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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鉊本来是想回来之后就规划解决马楚之事，可是自他回朝之日起，民政上的事情就一拥而上了，而且很多还是必须他这个皇帝才能拍板的大事。
张鉊本来有点想把这些事情往后推一推，毕竟天下未定，军事才是最主要的，但是转念一想，又不能这么干。
别看现在张鉊一回京就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但这却是属于是张周一家的‘风景’。
以前的后梁、后唐、后晋可没有这个情况，甚至唐末藩镇割据以来，都没有这个‘盛况’。
因为此时的文人地位太低、不受重视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倒不是没有人读书了，学习知识永远是人类前进的动力，是人类刻在基因中的偏好，所以哪怕是五代，学文读书的也不少。
导致的非常严重问题，其实是文官开始大规模的摸鱼。这不是肥缺被武人占据，地位低，待遇也低嘛，那好，我就少干活。
五代文官摸鱼的程度，简直是丧心病狂的，别说什么州县官，朝廷中下级官员，就是冯道、和凝这样的，那曾经都是摸鱼大师。
他们从最开始的皇帝不问不献策，到后来是皇帝问了也不献策，每日基本都是在应付事。
发现了社会积弊，也不上报，等到皇帝发现了，或者说矛盾遮掩不住了，那就开始和稀泥。
这导致一系列相当严重的后果，文官摆烂以后，皇帝就只能越发的重用武人。同时出于对武人的不放心，往往开始信重身边的亲信和谋主。
后唐庄宗时期的刘皇后干政、伶官景进独揽大权，后唐明宗时期的奸相安重诲，石敬瑭时期的桑维翰，石重贵时期的冯玉，都是这种后果的剧烈体现。
其中桑维翰还好点，他至少是真的有才，但其他几位，本身就没什么文化，为祸尤其暴烈。
譬如景进，他为李存勖收揽宫女充实宫廷，一次性就掳走了青年妇女三千人，还连他妈魏博牙兵的家卷都敢掳走，天下为之侧目！
李存勖是真死得不冤，他自己就是靠魏博牙兵组成的银枪效节都，在胡柳坡之战与德胜之战中发挥关键作用，才能克制朱梁的。
这不过区区几年，就把魏博牙兵当成了纸老虎，连他们家卷都敢掳走。
于是没有任何意外，庄宗没过几年就被魏博牙兵们给一口咬死了。
所以到了周国建立后，张鉊敏锐觉察到了下面死气沉沉的摸鱼风气。
因为这玩意，我张圣人太熟悉了，出来做短视频之前，张圣人在某国企中，就以摸鱼高手而着名。
了解到深层次的原因后，张鉊趁着后晋官吏被耶律德光做了一次大清扫的机会，适时的清除了一大批冗官。
又借着改制的机会，将原本属于文官，但是被武人霸占的官职还给了文官。
随后再在朝中以身作则，注意听取各房意见，凡是文官，哪怕就是八九品的小官上书，张鉊都认真听取，要么自己亲自作答，要么让中书省的六个舍人代替作答。
对于每个上书的官员，张鉊都准备了小礼物鼓励，虽然也不过就是十斤羊肉、几斤白糖，几匹布帛或者一瓮美酒。
但那也是御赐之物啊！这极大的刺激了朝廷官员上书言事的热情。
同时，张鉊对于那些正确的建言，也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反馈。
去年一个开封府城西万胜门的城门尉投书到中书省章台，说慈佑皇太后出行的车架太多、太庞大，而且喜欢在拥挤时出城，经常给百姓带来不便。
张鉊的嫡母慈佑皇太后听后火冒三丈，命她的头号狗腿子韩国长公主李贞儿，带人将万胜门的城门尉，直接打折了腿。
张鉊知道后，严厉处罚了韩国长公主李贞儿，罚没了他的食邑二十户。
并且命内侍将万胜门城门尉抬到朱雀门下，亲自慰问了城门尉，向他表示了歉意，更将韩国长公主的这二十户食邑，作为汤药费赔偿给了城门尉。
随后下令在万胜门右，单独开了一个小门，给慈佑皇太后做出城游玩的专门通道。
而翘着断腿在万胜门继续值守的城门尉，则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而同时，东京开封府开封县的县尉建言，东京七门巡检使与开封府赤县陈留县与开封县两县县尉的职责混同，责权不清等事。
张鉊也立刻做出反应，命枢密院与吏部、户部研判之后，将城内民事和治安还给了开封、陈留两县。
而七门巡检使也被分为了内城巡检使、东城巡检使和西城巡检使。
只负责两县无法管理的纠察勋臣、官员和豪商子弟不法，以及巡检三城私藏甲胃、长兵器和弩箭等事情。
提出问题的开封县县尉，立刻被越级擢拔为了东京东城巡检使。
同时张鉊规定朝廷中枢五品以上官员，每月没有一次上书言事的，采取罚俸、降职乃至罢官等严格措施。
在小的方面张鉊就如此注意了，大的方面自然就更加重视。
在张鉊以自己累得回后宫去调戏一下大符都提不起兴趣为代价，张周官场上的行政能力，终于被刺激了出来。
于是‘自作自受’的张圣人刚回京，就被奏疏给淹没了。
没办法，他只能免除留守东京的阴正奇（阴鹞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和东京七门兵马使之权。
然后任命阴正奇为持节江南都部署，率这次留守的亲军左龙骧卫三千人南下到襄阳府。
阴正奇（阴鹞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统筹刘再升、马昭远（马鹞子）两位方面大员，先期准备摆平南平和马楚的事情。
我张圣人则必须要在东京将事情搞完之后，才能继续南下。
而眼前诸事中，目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废除前朝乃至从唐末一直延续的苛政，以及更深层次赋税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还是张鉊在河东的废除苛捐杂税和丁口银的事情引起的，河东百姓得了实惠，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想要。
其实这个时代，也确实来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大变动的时间节点。
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两汉魏晋时期，是分为租和赋两种，租是指土地税，赋就是丁口银了，此外百姓还必须要服徭役和兵役。
南北朝到隋唐，因为府兵制的兴起，战斗不需要在大量征召农民兵，于是赋税制度变成了租庸调制度。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结合起来看，还是土地税加丁口银再加徭役等。
当然，这只是粗浅的理解，里面的道道还多得很。
而租庸调制度，到了唐高宗后期，府兵制逐渐分崩后，就开始变得征收困难。
这玩意是以人丁为基数的，很强调人身控制和政府对兼并土地的抑制能力。
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并，失地百姓大量逃往，租庸调就收不起来，然后就会被平摊给还能勉强维持的乡邻身上，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来躲避。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以田亩征收税收的户税，就开始重要起来。
但了中晚唐，户税也不行了，国家财源枯竭，于是最终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出台。
所谓两税，就是在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在六月收完，秋税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调，变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别征税。
这从国家的税收层面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它避免了租庸调时期大户们轻易就能将繁重的徭役，转嫁到穷苦人头上的弊病。
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简化了交税的繁杂，解放了生产力。
总结起来就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缴税直接交钱，不在七七八八的需要交纳粮食、牲畜、布匹等。
看着很好是吧！确实很好，如果能严格执行下去，当然很好。
可是这种理想模式，别说唐朝，就是后世的美利坚，税务警察号称联邦战斗力天花板，都照样做不到。
所以唐朝的两税法只实行了不到三十年，就基本分崩离析，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还利用缴税不能缴实物这点，逼迫百姓贱卖产出换钱，再狠狠剥削一次。
等到了五代，那就手段就更加丰富，在两税之外，各藩镇巧立名目，使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两税法，还有一个张鉊不知道该说是弊端，或者不算是弊端的影响。
那就是两税法是建立在府兵制瓦解的基础上，是中央政府对于土地从强势干预，到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的反映。
张鉊要继续实行两税法，也就必然会导致张周跟两宋一样，就算是想要抑制土地兼并，也根本无法做到。
这也反应到了国家的基本保障—武力上面。
两汉到初唐租庸调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行，这就让两汉一直到隋唐，国家随时能动员出来相当不错的武力。
有时候哪怕正规军打完了，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也能立刻提供相当的武力，只要中原朝廷的号召力没有失去，国家就没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