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章子俊被安排在客房，孔府的客房分为三等，一般办事留宿的差官在二门右厢房内。接待朝廷官员的客房在二堂西伴官厅左边一个园落内，里面就是一个四合院一样的布局，分为九个单间。京城来的重要官员在三堂西边有单独的好几个小园子。可是被章子俊谢绝了，说是这一次来，船上还有家眷及结伴而来的同僚，就不住客房了，明日一早行船回庐州，预先道个别。反正吃也吃了，看也看了，话也带到了，不想在这种地方耽误时日，可有人不这么想，此时的陈献章也是刚用过饭，可没有章子俊的待遇，在二堂伴官厅吃的普通饭食，一下午在听老学究李敏轩的“教诲”，很是郁闷，早知道就不来了，李敏轩是程朱理学的捍卫者，容不得半点辩驳。
常说的“宋明理学”，其实是由“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两部分组成。因为“程朱理学”在元朝、清朝这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政权时代曾经得到了官方统治阶层的大力推崇，因此在清末民初时代，程朱理学曾经被一大批学人严厉批判为君主专制的帮凶学问。
而同样为“宋明理学”范畴的陆王心学却得到了清末民初的许多学人的青睐，其中，尤其是明朝王阳明心学得到了许多近代学人的推崇，王阳明学说甚至得到了民国时代一大批官方官员的青睐。
对于这些争论，章子俊是很明白的，可此时的陈献章心属“陆王心学”，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江西金溪人，宋乾道八年进士。由于陆九渊与朱熹同辈，又参与过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讲学活动，再加之生前曾与朱熹进行过闻名文人领域的“鹅湖辩论”，因此，南宋时代，思想文化领域里一度有“朱陆”之称。
陆九渊通过一系列反诘的方式而严厉批判了程朱理学创立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甚至讥讽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的理论渊源虽是《乐记》，却在于儒者误读了老子之说。最后，陆九渊提示自己的“正道”之说，曰：“动容周旋，中礼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先后。言语必信，非以正行，才有正其行之心。”
对于陆九渊的“中周正心”之说，陈献章也有许多疑问，陆九渊与朱熹一样，也十分笃信邵雍的“皇极经世说”和刘牧的“河图洛书”之说，唯一的区别是，陆九渊不像朱熹那样笃信二程，他甚至对二程的一些学术思想有严厉的批判。由此可见，说陆九渊的学术渊源是佛学，是说不通的！
陈献章主张“静中养出端倪”，看重“静”的工夫，因为“静”即不累于物，不溺于俗。“静”可以去扰，“静”能平心气，“静”中有思，“静”中有悟，“静”中能养出“端倪”。何谓端倪？“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这“端倪”能意会到，但还真不好说出来，它实际是对“道”的一种体验式的理解，这是一种直觉思维，也是一种道德实践的体验??虚明静一者为之主”表明“心”具有主体、主宰的意义。心的主体、主宰意义表现在心与身、心与事、心与理等的关系中。心与事合，心与理合，形成了心无内外、理无内外的内与外合一关系。心与理、心与事、心与形虽然是合一的，但心对于理、事、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具有核心价值。天地万事万物因心而存在，因心而具有价值。这样就否定了“中周正心”中的许多学说，更别说“程朱理学”了。
对于这样的观点，还得等到几十年后王守仁来发扬，王守仁字阳明，又称王阳明，对于陈献章的主张也不尽然，秉承发展于陆九渊，开创了“阳明心学”，王阳明的学说：讲心、讲性、讲良知、讲仁、讲诚、讲修齐治平、万物一体等，其实这些都是与孔孟儒学存在一定联系的，其思想体系与基本框架，与孔孟儒学几乎无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反对程朱理学，这一点又跟陈献章主张吻合，而此时的王守仁还在襁褓中。
在章子俊看来，不管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有利于统治阶级，都是对孔孟，董仲舒等儒学的发展，承认理的存在都是唯心主义思想，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不同点：程朱成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的方法来把握理，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发明本心”以求理的方法。
总之，王明阳心学的出现，是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促使了思想文化的进步。
陈献章跟孔府中的老学究李敏轩发生冲突，事情闹的有点大了，李敏轩提议明日在孔庙学府开经辨。孔府中有五经博士、学士、儒家大学专注于发扬儒学，维护孔子学说，研究经世之道。居住在孔庙周围的这些隐士都是这些人的门客，称为孔府儒生。
章子俊很头痛，要是知道将来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统统会被历史的潮流而抛弃，也不用等到将来，到了明末清初的“三大儒”就被否定了，用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是，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法治，同时也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倡导发展商业！
如果此时章子俊拿出黄宗羲的这一套学说主张出来，肯定被喷的狗血淋头，黄宗羲认为君主一人执政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重大因素，提倡法治，反对一人独治，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当前的君主制就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是个坑啊，而且还是个大坑，正因为是个坑，在和陈献章结识后，这一路上陈献章是滔滔不绝地跟章子俊“灌输”心学理念。而章子俊拍手叫好，这一下让陈献章跟章子俊有了共同的话题，可是在章子俊看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进步，谈不上“改天换地”，而黄宗羲的才是思想进步的标杆。
因为明日的孔庙经辨，陈献章拉着章子俊助阵，好歹章子俊也是学士，还是左春坊学士，在古代被称为学士的文人，都是要经过认证的，翰林出身的全被归为学士，可不是什么人读点书，考个秀才就能称做学士的。
再说章子俊的这个左春坊学士，虽然在大学士中属一般的翰林院低级官员的迁转之阶，可也要正五品可以获得，与右春坊大学掌太子上奏请、下启笺及讲读之事。不常授，到了景泰年间，也只是倪谦、刘定之而后，仅杨廷和一人任之，后不复设。到了后然内阁成员不能兼任九卿，春坊大学士常作为内阁首辅的主官职，如解缙(右春坊大学士)、胡广(左春坊大学士)。后来内阁官职逐步改为殿阁大学士，并可兼六部职务。春坊大学士就不在作为内阁成员的主官或兼职，成为一般官职。
不知道是朝廷遗忘了，还是在那个环节出了纰漏，章子俊的翰林侍讲学士被罢免时，并没有连同把左春坊学士也给免了，可见当今朝堂的乱象。既然朝廷没有免去，那么章子俊现在就是大学士。
次日，陈献章拉着章子俊早早就去了孔庙学府，大批的儒生也按部就班，看排场这样的经辨平时也不少，想想居住在孔庙周围的这些儒生少说也有成千上万，能来孔庙学府的也就几百人，加上孔庙学衙中的许多官员及孔府中的教授，都是当今德高望重的儒家，主导着当今文坛的学术要义学说。
因为时间还早，大多的儒生都是三五一群地围坐，相互间引荐认识，可是说出的话，就能让章子俊晕头转向，讲话时不时地来句“之乎者也”，为了彰显学问，更多地说以些半吊子话，这些话一般人是很难听懂，原因就是全部引用“五经”中的要义。
这些人每天的行为十分得体、十分礼貌，这里的十分还真不是什么表程度的词语，而是在礼节这块，他们真的可以拿十分。比如，他们每一个儒家礼仪的动作，每天都要一个步骤不差地做好，如果不小心漏做了，就要道歉，然后补做。
这些儒生似乎也没有了自己的语言，日常用语大部分都来自“五经”这几本儒家典籍中的语句，说得好听叫引经据典，其实就跟背书差不多。这就让章子俊很不习惯了，记得以前跟皇上、李贤、彭时这些大佬也不会这样说话，偶尔说一句就能让章子俊猜上半天，可现在周围这些人，全都是这样在说话，可把章子俊弄的很无趣，兴致顿减，避之不及。心中暗骂，玛德，基本交流都成问题了。
可以说章子俊从未见过这样的儒生，儒生也是从未见过这样的大学士，不过这可不是什么相见恨晚，而是水火不容。看那样呆头呆脑，一付不学无术，真不知道怎么混了个大学士，是用银子买来了吧。
如果认为居住在曲阜孔庙周围的这些儒生，身心淡泊，不为名利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说的通俗一点这些人不是官二代就是官三代，还有许多名门望族子弟，这些人全都是长年科举落榜后，心灰意懒，也不愁吃穿，属于“躺平”的一群人，什么本事也没有，不过能把“五经”背的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这偏科偏的太厉害，能考取个秀才也就止步了，想更上一层楼难上难。而绝大多数人连秀才的功名也没有，就到圣人之地刷经验，从儒生混个十年八年成个儒家也不错。
还有一部份人像着魔一样，崇拜“魏晋风骨”，把自己装扮的妖娆男子。这种中性美在明代很流行，就像五百年后，把牛仔裤破几个口子，露出点什么出来才算美。在明朝不逞多让。说到这，不要相信古代草根逆袭的故事，古代读书人都是社会精英阶层，无一例外非富即贵，穷人是绝对没有接触书本的机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也绝非一句玩笑话，而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比如说，那位自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渊明，满腹才学不去经国济世，反而跑到庐山隐居整天写文章批判权贵。陶渊明是魏晋顶流权贵中的一员。他的曾祖父是陶侃，官至太尉掌握帝国的兵权。若不是祖上替自己攒下家产，陶渊明连抨击权贵的机会都没有。
自诩清苦的竹林七贤的领头羊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公主的丈夫。老爹嵇昭做过治书侍御史，大哥嵇喜担任过扬州刺史。阮籍和阮咸叔侄来头也不小，阮籍的老爹叫阮瑀，跟曹操是同窗都是大文豪蔡邕的徒弟，阮瑀跟曹操的关系相当不错，跟随曹操做过祭酒的官职。
到了明朝虽然寒门有了上升的阶梯，能读书的家境都是中资之家，说白了就是明朝中的中产阶层，不可能连饭也吃不上的平民还能读书的，那些标榜自己是寒门学子的，家中都有些许田地支撑着，所谓“耕读传家”，佃户几何的乡下地主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