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和他是一类人，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怪物！”那名年龄不小的妇女嚷嚷。
“我们不是吗？”戴安娜小声地说，她从未在公众场合如此鲜明的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她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戴安娜看着她的姐妹们，“当警察大肆追捕我们，当我们要冲破社会的束缚去谋求自己的权益时，当我们指着那个‘幸福的女人’并斥责那是男性掌握的媒体塑造的假象时，在那些男人眼里，在那些以为自己是幸福的女人的眼里，我们就不是怪物吗？”
女人们嗡嗡低语起来。
戴安娜看着那张支票，看着上面的字，露出一丝微笑：“我相信他是无偿的。但并不代表我会无偿的使用这笔钱。”
戴安娜站了起来，她走出酒吧，向着泽维尔少年天才学院的方向走去，她来到那所壮丽的古堡，敲开了门，来开门的是个棕发、身材纤长的女孩，尽管她明白这是一所变种人学校，但是她看不出眼前这个女孩有哪里特殊。
“泽维尔教授在吗？”戴安娜礼貌的问，“我是缪斯姐妹会的戴安娜·普林斯。”
“戴安娜·普林斯小姐，亚马逊的女战士。”那名女孩准确地报出了戴安娜一直以来隐藏的身份，女孩伸出手，“叫我露西。”
戴安娜还未从震撼之中缓过神来，她被女孩拉着往里走，听她说：“我想你们收到了我们的支票，别担心，如泽维尔所说，这是无偿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你们的运动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如果以后我们也要开始争取变种人的权益的话，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会面临哪些困难。”
“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我也支持你们争取自己的权益。”戴安娜说，“泽维尔教授在哪儿？”
女孩推开了一扇门，戴安娜看见那个她曾经在电视广告里见过的，世界知名的遗传学家，哈佛最年轻的教授，查尔斯·弗朗西斯·泽维尔坐在一个男人的腿上，两个人吻的天昏地暗。
“查尔斯！！！！！我们有客人啊！！！！！”露西尖叫起来。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美国军事和经济的强大反而让它深深地陷入了社会的内部矛盾之中，无数的族群纷纷站出来，谋求自己的平等利益，于是一场社会运动叠加着另一场社会运动，年轻人们展现出与父辈那种缄默是金的信条完全背离的价值观，热情的参与到每一场运动之中，妇女们走出了家门顶着歧视和嘲笑，用那双温柔的双手掀起了惊涛海浪，美国各地的黑人开始爆发了骚乱，让当局再也无法把他们仅仅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同性恋者依旧沉寂在“石墙”之后，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一场变革的到来。而变种人成为了连接弱势族群的中坚力量，最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馈。
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垮掉的时代”，有人称其为“放纵的时代”，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这是自由的时代。
当后世的学者们提到60年代时，他们最无法忽视的一个人就是查尔斯·弗朗西斯·泽维尔，这位早期移民至美国，拥有英国贵族血统的变种人，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怀着崇高的思想参与到了每一场“权利运动”中去，他向“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等等社会组织捐款，敦促当局修改权利法案，并最终推动了《民权法案》《人权法案》等等诸多在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法案的诞生。
但是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被理解的，当局警察们头疼地把他称之为麻烦精，甚至还秘密逮捕过他两次，把他扣上通共的帽子，意图审问出他是不是意图颠覆美国政府，在80年代尼克松倒台后，一份fbi的机密文件被披露出来：fbi还曾经秘密派人谋杀泽维尔，然而打出的子弹奇怪的拐了弯，后被推测是“万磁王”阻止了这场谋杀。
有学者推测变种人提供的帮助一直以来都是无偿的，但他们不仅仅提供了金钱的帮助，传言他们还私下里阻止了当局对游行示威者镇压和帮助一些运动领袖的逃脱警方追捕，这并没有得到实证，但如果那是真实的，不难想象联调局会憎恶泽维尔到什么地步。变种人的付出并非没有得到回馈，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中末尾提到变种人，无疑就是一种对变种人的回馈……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起，让自由之声从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响起来时，我们将能够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人类和变种人，都将手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自由啦！自由啦！感谢全能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