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时空中的历史人物，通常要数研究文史出身的宁崎最为熟悉，不过即便他博学广记，也很难记住一些并不那么有名的小人物。郑芝龙虽然名气极大，但要说起他的家人，其实宁崎和大多数人一样，也只记得那位几年前已经夭折的大儿子郑森罢了。
不过当初海汉与十八芝对抗的时候，宁崎也曾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过十八芝的相关信息，此时听何夕提到郑芝龙曾经在日本平户成家娶亲，便隐隐想起了某些与此相关的细节。
何夕转头看向宁崎，慢慢地说道：“看来宁总也想起来了。”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打哑谜了，到底是什么情况？”陶东来听得云里雾里，当下便催促他们快些说出谜底。
何夕沉声应道：“郑芝龙在日本娶的这个女子，是平户藩家臣的女儿，名叫田川松。”
“田川之前安全部的报告里提到的那个疑似幕后主使者的日本商人，是不是也是这个姓氏？”陶东来倒是记性不错，当即便想起了另外一条线索。
何夕点点头道：“那个日本人自称田川健司，这当然有可能只是一个化名，就算是真名也不见得就跟田川松有关。但如果这不是巧合，那或许我们就快要找到真正的幕后主使了。”
仅仅只是一个姓氏当然还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既然如今已经让情报部门对这是否属于巧合开始产生了怀疑，那这条线索显然有必要继续追查下去。
陶东来问道：“这个田川松的下落如何？”
何夕应道：“我们只知道她过去是在日本平户藩生活，但因为没有持续关注，所以手头也没有更确切的情报。”
陶东来听了之后不禁默然，这方面情报的缺失也不能简单归结于安全部等情报机关的失职，毕竟人力有限，无法兼顾到方方面面，更不可能专门派人远去日本监视这类在当时说不上有多少价值可言的目标。但何夕显然在今天的会议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条线索，总算是对之前情报工作疏漏的一种弥补。
宁崎此时也说道：“如果是按照历史上的记载，郑芝龙和田川松应该还育有一子，就一直生活在日本。”
“他的这个儿子有多大岁数？应该还没成年吧？”陶东来追问道。
何夕显然对此做过功课，马上便道：“郑芝龙的二儿子是在我们穿越的前一年出生的，如果中间没出什么意外，那今年应该十二岁了。”
“十二岁，就算是神童，也不可能谋划指挥这么大的行动。”陶东来听到这个答案之后稍稍放心了一点。他其实并不希望当下在调查的案件与郑芝龙再扯上关系，因为这只能说明当年的追剿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以至于四五年过去之后，还得要为那时候没有完成好的工作擦屁股。
何夕摇摇头道：“这个小孩当然不可能是主使者，也主持不了这么大的行动。不过当年十八芝余孽没有被清除干净，难保不会有一些人聚集在他周围，打着复仇的旗号去做一些事情。你看，我们最近查获的这些商业机构，管事的小头目几乎是都是些不怕死的人。这些人的身份来历不明，我怀疑他们都与当年的十八芝有关。”
何夕这下很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那就是怀疑十八芝的余党仍然在活动，并且策划实施了最近几个月这一系列与武器相关的案件。这当然仅仅还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测，所以他也没有下达就此展开调查的命令。
“只靠一个姓氏重合来作为根据，这个推断还不够稳妥吧？安全部有没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撑你的意见？”陶东来对此也表现得比较慎重，毕竟日本不是大明，对海汉而言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区域，如果要就此展开追查，那又得弄出不小的动静。
何夕应道：“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个叫做田川健司的人虽然会说汉语，也比较了解大明和我国的情况，但他却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人。但我们目前从各处贸易港收集到的消息，都没有更多关于这个人的信息，他并不是什么有名的海商。如果不是来自锦衣卫的供述，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号人存在。”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人对大明和我国海外殖民港的情况这么了解，理应是经常出入各个贸易港的商人，绝不会是什么无名之辈。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人在商界根本就没有名气。那他对大明和我国的了解是从何而来？我认为这并不是来自于他自身的经历，而是由其他人提供的信息，比如说被我们抓获的那些在各地经营商业机构的小头目。”
“还有，这伙人能够在大明沿海和我国的海外殖民港开设这么多的商业机构，北至辽东南到菲律宾都有贸易对象，所需投入的资金也不是小数目，绝不是普通商人能够承担得起的。有这种家底的，肯定早就已经是雄踞一方的大海商了，起码是许心素这种级别，以日本那点有限的海贸规模，不太可能孕育出这种经营规模的大海商。但如果有十八芝的家底，那要达成这些经营项目就会容易多了。”
何夕一点一点地将自己所想到的一些疑点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这些疑点都指向了同一个调查方向，那就是藏身于日本的十八芝余党。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目前调查工作中所出现的大部分未解之谜都能得到合理的答案。
宁崎道：“听起来挺有道理，所以你的推断现在就差一些关键性的证据来证实了。”
何夕沉声道：“陆陆续续抓了那么多活口回来，我就不信连一张嘴巴都撬不开！”
自漳州锦发号和正福记事发以来，短短十几天工夫，海汉先后在多个贸易港查获了数家私藏有西班牙制式武器的商业机构，并抓获了数十名疑犯。不过这些人当中真正掌握关键信息的只是少数几名以掌柜身份作为掩护的头目，而这些头目都是死硬派，在审讯中完全不肯合作，令调查工作迟迟未能取得预想的进展。
在澎湖正源记被捕的陆久是首个受审的头目，虞尧认为对方在酷刑之下很快就会开口招供，但他却没想到这家伙曾受过反审讯训练，在受了几轮酷刑之后虽然开了口，但其招认的内容却是前言不搭后语，可信度极低。
而后续从其他地方所抓捕到的几个头目也都是类似的情况，似乎宁可死也不愿供述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刑讯专家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没有这个条件又审不出名堂的，就只能把人送回三亚处理，一来二去，调查工作也因此又延误了数日。
不过这个时候，得到三亚密令的虞尧正在启用另一种手段调查相关的情况。
1632年的巴达维亚战争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经营大受打击，而海汉也极为强势地在这个时候进入台湾岛，进一步压缩了荷兰人的活动空间。海汉舰队兵临城下直接堵在了大员港外面，为了能够保留荷兰在大明附近唯一的殖民地，荷兰人不得不低下了头与海汉签署了和平协议，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海汉人在距离大员港不到百里的地方建起了高雄港。
在大员港长官汉斯还在犹豫要不要给高雄港的建设使绊子的时候，海汉军便在次年年头攻打了当时由西班牙统治的淡水、鸡笼两处港口据点，然后将西班牙人赶回了南海。荷兰人自问实力并不比西班牙人强出多少，当下也不敢造次。
而之后海汉在澎湖和高雄都驻扎了武装部队，正好位于其间的大员港基本上就是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海汉的监视之下，有任何不端的举动都有可能会迅速招来军事打击。除了老老实实做人，荷兰人也没有第二条路可选了。
虽然东印度公司由此保住了与大明进行贸易的桥头堡，但他们能够向大明出售的商品却是所剩无几，基本上都被海汉货给挤出了市场。而且由于海汉的存在，愿意离开大明谋生的民众几乎都选择了海汉为目的地，荷兰人很难再从大明招募到移民来扩充大员港的经营规模，而巴达维亚的荷兰民众也没多少人愿意远赴数千里外一个并不繁荣的殖民港落脚。所以几年过去之后，大员港已经被后来居上的高雄港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仍然只是一个常驻人口不足三千的小港口。
不过大员港的进账还能依靠另一项生计，就是为本国商船充当北方航线的中转港，让去往浙江定海港，以及琉球和日本的荷兰商船能够在此完成补给和维修。虽然跑这几条航线的商船并不算太多，但好歹也能让大员港稍稍有一些人气，不至于显得太萧条。
对于汉斯来说，能保住这个港口，就是保住了他手上仅有的特权，虽说在海汉人的监视之下不免有些憋屈，但好在海汉人还算讲求信誉，自签订和平条约之后也没有要入侵大员港的迹象，这几年倒是比海汉人来福建之前大明、十八芝，还有西班牙人打来打去的时候太平多了。
虽然在和平条约的规定之下，大员港不能保留太多的武力配置，特别是岸防火力和武装舰船都受到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但最近几年倒是没有出过什么乱子。毕竟澎湖和高雄的海汉军事近在咫尺，根本没人敢在这附近的海域闹事，一定程度上也就免费充当了大员港的保护伞。汉斯虽然不甘，但也知道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改变，也就只能安然接受了。
不过离得虽近，但两国井水不犯河水，平时也极少会有来往。巴达维亚当局不希望大员港被海汉逐步同化，而汉斯也明白与海汉保持距离的重要性，所以双方在平时极少会有官方人员的往来。
但今天太阳大概是从西边出来了，一艘海汉战船就大模大样地驶入了大员港，不过从其关闭的船舷炮窗来判断，这次造访应该是没有什么恶意。
汉斯在接到手下的报告之后立刻赶到了港口查看情况，他不认为海汉战船的到来是为了入侵大员港，如果海汉人真打算这么干，应该也不至于膨胀到只派一艘战船过来。但他也不觉得海汉人的主动到访带有多少善意，如果是正常的外交往来，大可不必派遣一艘战船，普通的帆船就足以胜任了。
但这艘战船靠港之后，从船上下来的人却让汉斯吃了一惊，对方竟然是海汉在福建海峡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虞尧。这种级别的高官出访大员港，竟然都没有提前打一声招呼，这实在让汉斯有些诧异。
吃惊归吃惊，汉斯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知道这位海汉将军权限极大，可指挥拥有大小三十余艘战船的台湾舰队，以及驻守台湾岛和澎湖岛的两千余名陆军。甚至对方只要一声令下，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把大员港变成海汉版图上的又一块领土。
汉斯上前与虞尧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稍稍放下心来，因为对方表示这次是有一些关于贸易的事情要与自己磋商，而并非他所担心的那些问题。汉斯连忙让人将自己的马车调来，邀请虞尧到他的官邸慢慢详谈。
汉斯的官邸是位于盐水溪畔的热兰遮城，这个城堡据点始建于1623年，但实际上直到1632年才完成了第一期的工程。而这个时候巴达维亚战争爆发，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所有资源都被调回南海，没有资金支撑城堡的修筑工程。之后海汉人便迅速进入台湾，而大员当局被迫签署的和平协议中，就有停止继续修建热兰遮城作战工事的要求。所以这座城堡实际上就只修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然后就被迫拆除所有的工事，在后续工程中将其改建为了一处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