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年来的密切合作关系，海汉执委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许心素的某些重要决策，特别是在处理福建地方与明廷之间的微妙关系上，许心素一向都是以海汉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基本上不会做出与执委会意见相左的决定。
虽说许心素对于海汉的某些做法并不是完全认同，但考虑到双方的共同利益，他也还是会在绝大部分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选择妥协，遵从海汉执委会的意思。所以陶东来对于福建的突发状况并不是特别担心，他知道许心素即便有所不甘，但也会好好权衡后果和海汉的态度，不会冲动行事。
许心素在福建所实施的军事割据已有数年，无暇顾及南方局势的明廷其实早就已经捏着鼻子认了这种状况，只要许心素不在地方上竖旗造反，那明廷也就由得他在当土皇帝，那也总比发生内乱要强。
这次漳州的锦衣卫被许心素抓到把柄，他肯定会借此机会向朝廷提出某些要求，至于能不能达成目的，那就得看许心素的操作水平如何了。而陶东来对此的态度其实和明廷有些相似——只要许心素别造反就行。
对海汉来说，福建既是重要的原材料产地，也是海汉商品输出的主要市场之一，保证福建的太平不仅是大明的需求，对海汉也有诸多好处。
当然了，当下最要紧的事情可不是研究许心素是否能克制住他的野心，而是要决定是否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追查跨国武器案的真相。
这对执委会来说或许只是一道命令的事，但进入到实施阶段，就会涉及大批人员的跨区域调动，所需花费的行动资金也绝非小数目，所以众人才会迟迟没有拿定一个稳妥的主意。
但在安全部和军方的坚持之下，最终执委会还是通过了决议，对调查工作继续追加投入，并且授权给军方，可以在必要时酌情采取战斗行动。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执委会认为案情调查已经快要进入图穷匕见的阶段了，现在无法证实对方手里究竟还掌握着多少西班牙人提供的武器，但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对方就完全有能力在局部地区发动小规模的战事。出现这样的状况就不太可能单靠安全部的外勤小组去解决了，出动作战部队进行处置才更为稳妥，而如果一线部队还需要在行动前来回请示三亚，那就有可能会贻误战机，所以干脆便让军方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手段解决问题。
当然这样的安排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前线指挥官是否会为了军功而夸大形势的严重程度，为了出兵而出兵，甚至是设法制造出动武的借口，然后先斩后奏打了再说。由于接下来的调查工作是要在大明东南海岸各地同时展开，如果海汉军与当地官府发生武装冲突，那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两国关系。
负责外交事务的宁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建议最好是先跟大明这边通个气，告知对方关于调查工作的大致情况，这样如果在后续出现什么问题，双方至少还能寻求通过协商解决。这个建议也得到了执委会其他人的认可，海汉与大明的外交关系好不容易在逐步进入正轨，执委会也不希望因为调查枪案而导致双方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
这个工作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交到了宁崎手上，在执委会的会议结束之后，宁崎便去登门拜访了大明设在三亚的使馆。
大明与海汉正式建交的时间不长，迄今不过才两年多时间，三亚使馆也是大明派驻海汉国的唯一一个使馆机构。而如今在三亚使馆担任大使的官员，也依然还是1636年来到三亚的费策贤。
作为首任驻海汉国大使，费策贤这两年的日子其实还算过得不错，仅修建使馆工程这一项，就让他平添了不少收入。他以前从未主持过基建工程这种属于工部的差事，完全不知这里边竟有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这还是本地负责工程营建的工头主动告知，否则他大概就在茫然无知中错过了这合法发财的机会。
当时规划使馆工程的时候，海汉官方很大度地划出了用地给大明使用。当然费策贤肯定是不会领这个情的，毕竟这整个海南岛都曾是大明的领土，而今却只剩下了使馆这么一片地可以归大明使用。不过这使馆用地面积够大也带来了许多好处，比如这修建使馆的工程便可以分做好几期来慢慢完成，到现在都仍有一部分景观工程在不紧不慢的施工当中。
当然了，这些未完工程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能继续向明廷申请营建经费，所以并不会影响到使馆的日常运转。事实上费策贤在三亚这两年期间也并非就只顾着捞钱，分内分外都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大明与海汉今时今日的和平相处局面，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其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便是使馆向明廷提供了大量关于海汉国实际情况的报告，而费策贤一个人在此期间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了过去数年里锦衣卫加上东厂两个衙门的总合。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费策贤身上有大使这个特殊身份，不但能够时常与海汉高官直接交流，而且还能在官方的安排之下去参观很多连普通海汉民众都没有资格去到的地方，接触到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新鲜事物。
在海汉的两年多时间里，费策贤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同时也接触到了许多超越这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其中有很多是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和认同的内容，但他不得不承认，拥有这些奇思妙想的海汉人在如何让一个国家快速发展壮大这件事上，的确有着近乎完美的表现。
费策贤希望自己能够将海汉这些先进的理念和技术都尽可能详细地写入自己的报告当中，哪怕大明出于种种原因无法照搬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但能借此对海汉的了解更加深入全面，今后朝廷在处理与海汉的外交关系时也能有更多的资料可供参考。
而实际状况也正是如此，随着每月一次送往遥远京城的文书寄出，海汉的社会状况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内阁大学士等高官研究的对象，而费策贤这个名字也慢慢在朝堂上变得为人所熟知了。
费策贤当初从京城南下远赴南海的时候，还是礼部行人司里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左司副，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但在三亚待了两年之后，由于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已经被破格提拔了两次，差不多快要摸到礼部侍郎的椅子了。
实际上费策贤向明廷所提供这些信息的价值，就算当下赏他个侍郎做也不为过。明廷根据他所送回的报告，确信海汉不会大举兴兵入侵沿海地区，并且会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与大明的和平相处，于是便从东南地区抽调了部分驻军北上，进入华中地区参与对农民军的围剿。这样一来，便使得大明的内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进一步地压缩了农民军的活动区域。
在原来的历史上，崇祯十年是农民军活动十分频繁的一年，张献忠的农民军在华中、华东地区与明军打得有来有往，一度连续攻破了数座城池。但在这个时空中明廷将原本镇守南方的明军调了数万到华中参战，张献忠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几次率军从潜山杀出，都被严阵以待的明军给挡了回去。而李自成在渭南地区集结的十七部农民军，也同样未能掀起风浪，在孙传庭和洪承畴的夹击之下只能选择转向攻打四川。
而原本驻守北方边关的明军部队，也得以将注意力都放到关外敌人身上，将原本有些稀疏的篱笆扎得更牢实一些。不过清军因为这一年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惨重，辽东半岛方向又面临着海汉施加的军事压力，用于南下攻打大明的兵力就远不如往年声势浩大，甚至主动跳过了明军屯兵的几处关隘要地，只在边境线附近草草掳掠一番就撤回北方了。
会出现这些对于大明有利的局面，当然也不尽然都是海汉之功，但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缓解了两国关系，让大明能够得以集中力量去解决更为棘手的问题。
而让费策贤感到很舒心的是，海汉对于他在本地的各种活动非但不反对，反而还给予了很多额外的支持，比如说每个月由海汉外交部提供给使馆的“办公经费”。一边办差一边还能赚钱，这样好的差事真是走遍天下都难找到第二桩了。
费策贤想起离京之前，很多亲朋好友都担心他到海汉之后会遭受不好的待遇，估计他一到三亚就会被海汉软禁的人不在少数，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他到了海汉之后能够过得十分舒心，甚至是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当初礼部在挑选大使的时候，很多人都因为各种顾虑而主动打了退堂鼓，才会将这个机会留给了原本在备选名单上排名靠后的费策贤。
但如果礼部的同僚们知道他在三亚的真实待遇，大概会十分后悔当初的决定，每每想到此节，费策贤都是格外庆幸自己的好运气。
一定要说有什么让费策贤不太舒服的地方，那大概就是本为大明藩属国的朝鲜也在三亚设立了使馆，而且朝鲜国王还将世子派到三亚来留学了。双方在三亚这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每个月在各种外事活动中至少要碰上三四次面，不免都会觉得有些尴尬。而且从朝鲜的外交举措来看，这个曾经的藩属国对海汉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大明，这也是让费策贤难免心里就有了疙瘩。
好在舒心的日子还是占了多数，几个月下来，费策贤慢慢也接受了朝鲜国已经投靠海汉这个事实，只要不与大明为敌，似乎也说不上能对大明有什么实际的妨害。
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别官员能以一己之力去改变的。费策贤也知道海汉出兵替朝鲜化解了灭国之灾，而大明在此期间除了口头上的支持，却并未能给予朝鲜多少实际帮助。战后朝鲜选择了淡化与大明的外交关系，而与海汉打得火热，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费策贤虽不能接受，但也理解朝鲜人的选择，大明与朝鲜都有各自的苦衷和考量，而海汉才是唯一的得利者。
当然费策贤也不会在海汉人面前表现出任何的不满，作为一名已经上任两年的外交官，他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对朝鲜与海汉建交一事提出公开反对，并不会起到丝毫的作用，反而会自曝其短，让这两家越发抱团。
而关于海汉近期在紧锣密鼓调查的事件，费策贤却知之甚少，因为在辽东、江浙、福建等地发生的枪案，都没有出现在三亚的各家报纸上。就连在海南岛试图行刺朝鲜世子的案件，相关的报道也是寥寥无几，并未提及朝鲜世子牵涉其中。这些案件的调查工作都在费策贤的视野之外，是以他完全不知道近期海汉情报部门正为了这些事忙得焦头烂额。
所以当宁崎突然登门拜访，称近期有一些重大案件发生，海汉有关部门为了追查案情，需要在大明东南沿海各地展开调查行动，费策贤的第一反应便是海汉人是在找借口，要对东南沿海地区采取某些不太友好的军事措施。
“宁部长，请恕我不太能理解你的意思，大明境内所发生事情，为何要贵国出动进行调查，如果说这是朝廷的意思，那也应该是由我出面向贵国提出请求，但截止目前我都未曾收到过相关的旨意。”费策贤摇头对宁崎表示了自己的不解。